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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氏长庆集》明姑苏钱应龙元白合刻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张教授的原话中的poems lose their effectiveness（没有具体说明那effectiveness 指什么），黄湄译为“有些诗歌失去了应有的讽喻效果”。中译本有“讽喻”二字，是不是张教授的原意？大概译者参考过中唐白居易(772–846)自定的“讽谕诗”之名，借来“讽谕”二字。

其实，张教授的英文著作原无“讽谕诗”的英译名称。

白居易在江州时曾亲自排纂自己的诗作为十五卷，标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其后《白氏长庆集》的大规模编次由元稹完成，仍沿用了这四类分法为白氏诗篇的基本类别。

白居易的全部新乐府作品，都归入“讽谕诗”门类（后来编成的《白氏后集》则按诗篇格律划分编排）。

“讽谕诗”这个名称为张教授的英文版文学史所弃，所以，黄湄中译本中，也不见“讽谕诗”这名称。黄湄又将a moral lesson翻译成“含有道德讽喻之意”(见于中译本页236。）看来，黄湄不避用“讽谕”。

张教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只沿用白氏自定的“闲适”类(英译为leisure)，他拒译“讽谕诗”为英语，其中有什么隐情吗？不译的原委，未见说明，我们只好自行探究，例如：白氏“讽谕诗”相当于allegorical poems吗?

《白话文学史》

白氏讽谕诗有什么作用？张隆溪教授说白氏poems lose their effectiveness、lacking in suggestiveness，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说，读者读了白诗而无动于衷？为什么胡适说元、白的“讽谕诗太偏重于急切收效”（胡适《白话文学史》民国丛书版页458)？白氏讽谕诗如何“收效”，如何“失效”？文学史家采用什么标准来评论白氏讽谕诗？文学史书中的评论话语，反映出史家怎样的文学观？

“讽谕”不等于“讽寓”

有些中文论文直接把“讽谕”和“讽寓”二者互换、等同，把 allegory 译作“讽谕”又作“讽寓”，不加辨析；也有学者把中国传统的“讽谕”直接当成西方 allegory（讽寓）来使用。

汉语世界的“讽谕诗”，见于中唐白居易的诗集。 白居易延续盛唐杜甫（712-770）“即事名篇”的做法撰写时事诗，强调“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新乐府•采诗官》），提出“讽谕诗”的概念。他的《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是具体实践。

《白氏长庆集》71卷

张隆溪教授以“讽寓”对应西方的 Allegory，还出版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一书。

二十年前，张隆溪教授写过一篇《讽寓》（辑入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

在这篇《讽寓》中，张教授说：“讽寓”（Allegory）按其希腊文词源意义，意为另一种（allos）说话（agoreuein），所以其基本含义是指在表面意义之外，还有另一层寓意的作品（见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研社2006年版，页126）。

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年版。

白居易的讽谕诗多数是在表层叙事层就托出真实社会问题，篇中的讽谏之意顺著字面内容自然伸展出来，没有强行附加一套与文本无大关系的抽象道理。

简言之，在“另一层寓意”这点上，“讽寓 / Allegory / 讽谕解释”和白氏讽谕诗的特征有差别。

张教授又说：奥里根 (Origen, 184-253) 对《雅歌》的评论可以说代表基督教《圣经》阐释中最极端的讽寓解释，但讽寓解释又绝不仅只对《雅歌》一篇，也不仅限于西方传统，因为在字面意义之外去追求精神意义，可以说是所有经典评注传统共同的特点之一。

在中国古典传统中，以美刺、讽谏来解释《诗经》所有的作品，尤其是十五国风中许多民歌类情诗，如以《关雎》为美‘后妃之德’，《静女》为刺‘卫君无道，夫人无德’等等，就是一种超出字面意义的讽寓解释（见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页128）。

西方奥里根式讽寓解释常常完全脱离字面事实，硬从爱情诗拆解出神学精神内涵，字面与寓意割裂；汉唐儒解释《诗经》，有时候脱离民歌原本情爱字面。

因此，在“偏离字面义”这一点上，奥里根释经和汉唐儒生释《诗》的做法相似。

也就是说，汉唐《诗经》学的论述，倒和西方的allegorisis (讽寓解释) 有若干异曲同工之处。

Arthur Wa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ü-i (1949)

白居易主张讽谕诗“辞质而径”，语言直白，不刻意隐晦迂曲，寓意不会藏得深，读者很容易从事件读出批判之意，难有字面义和寓意之间的“割裂”。

白氏讽谕诗离“(道德和理性的)精神意义”、“宇宙和人生的哲理”甚远，因为白居易针对的主要是中唐的社会现实、民风民生民瘼等具体问题。

因此，若将白氏讽谕诗等同西方的allegorical poems, 是不甚妥当的（虽然白居易也懂得“寄寓”的写法)。

关于allegorical poems, 读者可以参看Oxfor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按：allegory横跨多种体裁, 如叙事诗、史诗、梦境诗、道德剧等）。

翻译家Arthur Waley 称白氏“讽谕诗”为 the didactic poems (Arthur Wa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ü-i)。

白居易的“讽谕诗”意在“讽谏”

白居易的“讽谕诗”，不涉及“神学精神内涵”，而是多写中唐的社会现实、底层人物的辛酸。那么，白氏“讽谕诗”的旨归和要义是什么？

答案：是讽谏。更准确地说，白氏“讽谕诗”的目的不是纯粹的讽刺，而是借批评时弊来晓谕当政者与社会大众 。

《白居易写讽喻诗的前前后后》

“讽谕诗”重心在“谏”：用委婉或直接的方式，指出政治与社会弊病，希望对方（唐朝君王/相关人等）醒悟。白居易实际写作时，常运用揭露、对照、反讽、夸张等手法，所以有些部分读起来又有讽刺的力量 。

为什么说白居易偏重讽谏？ 白居易自己很看重“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创作宗旨，意思就是诗篇要回应现实。

白居易把《秦中吟》《新乐府》一类作品看成面向现实问题的“悲吟”，目的是反映民瘼、刺时政、导人觉悟，而不是单纯以诗逞才。讽谕诗之作，和他当上谏官是密切相关的。

《白氏讽谏》

因此，从文学功能上说，白氏讽谕诗首先是讽谏文学。

也就是说，讽谏是白居易的目的；其手段可以包含讽刺手法：白居易的许多讽谕诗，会直接描写权豪、宦官、贪吏、奢侈风气与民间疾苦，语气往往带有明显的批判性。 这类写法虽然最终目的是“戒”“谏”，但表现方式常常让读者感到强烈的讽刺效果，所以在接受层面上，也有人会把白氏讽谕诗看成讽刺诗（例如：清人冯班 [1602-1672]《钝吟杂录》称白氏讽谕诗为“白公讽刺诗”）。 “讽刺”的语义范围似乎比“讽谏”窄一些。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讽谏是目的；讽刺是手法。白居易的讽谕诗，核心是讽谏，技巧表现则常常带著讽刺（很难说是纯为讽刺）。 如果把白氏讽谕诗放到中国诗史上，我们发现白氏“讽谕”可与讽刺、怨刺、美刺等概念并列，这代表白诗有讽谏、补察时政、劝善戒恶的功能，而西方的“讽寓”和“讽寓解释”蕴合伦理、宗教、政治层面的价值观，却不专务“刺”“讽谏”。

“讽寓”和“讽寓解释”可以有道德批评，也可以只是象征性的转述，不一定强调怨刺某种现实。

因此，西方的allegorical poems (包括“讽寓解释”) 比白氏诗学中的“讽谏／美刺”指涉面更宽，并不专门服务于“刺”“谏” 。

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

白氏讽谕诗的来历和渊源

白居易在传统诗歌观念影响下，给自己的诗篇作定位时，取了讽谕诗这一名称。 他在《与元九书》中对“讽谕诗”作了如下说明：“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静永健《白居易写讽谕诗的前前后后》，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3页。)

这里所说的“美刺兴比”，不离《诗经》表现手法的通则。若说白氏讽谕诗中的“刺”是上承《毛诗》，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例如，古文经学中《毛诗》一派认为：

《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

《还》，刺荒也。哀公好田猎。

《著》，刺时也。时不亲迎也。

《南山》，刺襄公也。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溱洧》，刺乱也。

《白华》，周人刺幽后也。

张节末《比兴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元和三年（808）白居易拜左拾遗，吟咏不断，诗作中多与“美刺比兴相关”，涉及时事问题，有时直接吟咏，有时运用巧妙比喻，计有百多首，再加吟咏武德初年至元和年间各种社会政治现象和事件的《新乐府》五十首，合计一百七十多首，统称为“讽谕诗”。 白居易对现实社会中各种事件与现象有充分的观察，落笔赞美、讽恶，这是他此类诗歌表现的主要特点。 可以说，白居易将自己的诗作当成当时（中唐时期）的《诗经》而标榜，而且也正因为这一点，讽谕诗才成为白氏诗集四分类之首。

他的讽谕诗之中，又包含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都为两卷)。

特定目的所驱动的诗篇标配：语浅、公式化结构

白居易的讽谕诗受目的驱动，因此呈现两个特征（或者说在某些美学标准下的“毛病”“弱点”）。

他写讽谕诗不是为了单纯的审美或者抒情，而是抱持著极度明确的政治、道德使命。他在《与元九书》中提出名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著。”

《白居易资料新编》

他主张诗歌必须反映现实、讽刺时政、补察阙失。为了确保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能听懂他的微言大义，他故意选择了“其辞质而径”（语言质朴且直接）和“其言直而切”（言论直白）的风格。

这种“唯恐读者不懂、唯恐君王不听”的政治焦虑，直接导致了诗篇“说教意图太明显”和“道德呼吁太急切”。

在结构上，白氏讽谕诗有一套高度公式化的“标配”：前半段重描写（先铺陈），用极具画面感的笔触，描绘社会的荒诞、权贵的奢靡或百姓的疾苦。后半段(尤其结尾部分)常常是道德和政治收尾（卒章其显志），有时候叙述者跳出来发表评论，直接点出体制问题或者进行道德谴责。

霍松林《白居易诗译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例如《红线毯》前半段描写：描写宣州太守(别本作“宣城太守”)为了迎合权贵，动用无数女工的心血，织出厚重奢华、染满鲜红的“红线毯”：

择茧缫丝清水煮， 拣丝练线红蓝染。

染为红线红于蓝， 织作披香殿上毯。

披香殿广十丈馀， 红线织成可殿铺。

彩丝茸茸香拂拂， 线软花虚不胜物。

美人蹋上歌舞来， 罗袜绣鞋随步没。

太原毯涩毳缕硬， 蜀都褥薄锦花冷。

不如此毯温且柔， 年年十月来宣州。

宣州太守加样织， 自谓为臣能竭力。

百夫同担进宫中， 线厚丝多卷不得。

宣州太守知不知? 一丈毯，千两丝。

地不知寒人要暖， 少夺人衣作地衣。

(霍松林《白居易诗译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201)。

《红线毯》结尾的说教是“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语气是劝告（劝太守行善、“少夺人衣”）。 其实，宣州太守“为臣能竭力”是为了讨好主子。百夫把红线毯“担进宫中”，红线毯是铺在“披香殿”上，是为了“美人蹋上歌舞”。可以说，诗篇揭露太守恶行，似有指桑骂槐之意（槐＝太守的主子）。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

这里的结尾就是典型的大声疾呼，直接指责宣州太守不仁，间接提醒君王勿为不慈之人主。深层的讽谕意图若隐若现。

白氏讽谕诗的特点是毛病、缺憾？

对于白氏讽谕诗的写法，历代文学评论家的看法其实是有分歧的。这取决于从什么角度去看。 从纯文学、诗歌美学的角度看，宋代以来，不少文人追慕“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含蓄美，严羽即是此一审美观的代表；继此思路，后世部分诗评家批评白居易的部分诗作过于直露，流于议论训诫。当诗篇结尾的道德批判变成了一种固定公式，读者在读前半段时就能预料到后半段的说教或讽谕，诗歌的艺术张力确实会打折扣。

另一方面，从实用主义、政治功能的角度看，白居易自己可能会反驳：如果为了追求含蓄之美而导致君王看不懂、听不进去，那诗歌就失去了救国救民的作用。

白居易要的就是“直切”，要的就是发出呼声。这种急切的道德呼吁，正是他现实关怀和悲悯之心的体现。

白氏讽谏那种程式化“叙事 + 评论（说教）”的对比结构，有力地传达了政治诉求，既然走上了清通之路，就不是为了多姿。

白居易《卖炭翁》

白居易讽谕诗中也有比較“有节制”的結尾，例如《賣炭翁》最終沒有authorial presence (作者现身解说、指指点点)。

《卖炭翁》前半段先写老翁在雪天拉车的艰辛，及后，有太监放下“半匹红纱一丈绫”就将炭车拉走的画面：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馀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收录于《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七)

结尾“一车炭……充炭直”写得相对含蓄，暗示那些绡绫不值一车炭。前半首写沉重艰辛，结果一车炭只换得轻飘飘的绡绫，对比鲜明，批判宫市制度的意图实是呼之欲出。不过，此诗没有在结尾处直接谴责不良的制度。 讽谕诗有比较明显的目的，如果写得太隐晦，读者无法索解，那自然就达不到目的。因此，后人如果一个劲抨击白诗浅俗，实无必要。浅俗本是诗人所求。 和白居易相映成趣的诗人有晚唐的李商隐。李商隐的部分作品藏锋甚深，竟有“独恨无人作郑笺”的名声。

《李商隐诗研究论文集》,天工书局1984年版。

李商隐的咏史讽谕（借古讽今）、咏物寓讽（讬禽鸟花木讥刺时人时政），看似柔婉，其讽谕却如绵里藏针，例如《隋宫》写陈后主隋炀帝荒淫亡国：

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

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

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

末句属于千古冷讽：隋炀帝与陈后主都是亡国昏君，二人若阴间相见，炀帝怎好再问行乐之曲《玉树后庭花》？此诗含有讽刺君主之意。 《隋宫》不直接骂唐朝皇帝，只借陈隋两代亡国故事警示晚唐沉溺声色的统治者，典故层层包裹，不熟悉隋唐史较难读出讽谕内核（参看：洪涛《密室隐私——华清宫、隋宫、宣室（Yishi?）与互文故事(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十五)》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4-05-10）。

他人若看不出《隋宫》的讽谕内核，则李商隐的作意势将完全落空（台湾学者方瑜分析了其他义山诗例如七律《茂陵》，推论诗中各句有讽谕之意。参看方瑜《李商隐的咏史诗》，载《李商隐诗研究论文集》，天工书局1984年版，页407）。

试想想：如果写讽谕诗写得像《锦瑟》那样含义隐晦，又有哪位读者能探骊得珠？

何希明选注《中国历代讽谕诗歌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版。

因此，就讽谕诗而言，写得含蓄酝藉，则其讬讽的 effectiveness 不见得更高，因为解读不了就根本免谈什么effectiveness。

张隆溪教授说白居易诗too obvious a didactic agenda (说教图意太明显)， 所说的“(讽谕诗) lose their effectiveness”, 他心目中的effectiveness到底是怎样的？

白氏讽谕诗意图明显，甚至“卒章显其志”，直面问题，一针见血，他有特定的读者（“为君、为臣、为民”而作），若能做到对读者有effectiveness，就达到写作的目的。

白居易心目中的读者（intended readers）未必包含后世的“酝藉者”（这不妨碍二十一世纪的学者评家推论白氏部分讽谕诗lost their effectiveness）。

美国学者David Hinton 认为：

As Po’s poetry was read and sung throughout the land, his “New Yüeh-fu” not only directly and forcefully influenced the emperor, they also stirred up popular indignation and broad support for reforms. This made them a double affront against conservative elements in the administration. (The Selected Poems of Po Chü-i. New Directions Paperbook, p.xix)。

D. Hinton, The Selected Poems Of Po Chu-I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David Hinton意思是：白居易的诗作传诵于天下，为世人所吟唱，其新乐府诗不仅直接而有力地影响了皇帝，也激起了民众的义愤和对改革的广泛支持。这些诗作成为对朝中保守势力的双重冒犯。

Hinton这段话，着眼于白居易诗篇的“收效”。

白氏“讽谕诗”从“美刺兴比”而来

张教授论述的“讽寓解释”在神学诠释学中有“护教”的用意。而汉唐《诗经》学显示，阐释者“越过”诗行的字面义，给出自己一套政教说辞。看来汉唐经师多多少少有“护经”的意识。

因此，“《诗经》学上的讽寓”和西方的allegorisis 在用意上有相似的一面。

中土的“比兴”，起初是作诗之法（也就是诗歌的创作技巧与表现手法）。这主要源于古人对《诗经》创作经验的总结。

鲁洪生《赋比兴研究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我们可以区分三个阶段来理清比兴如何从最初的“作诗之法”演变成后来的“解诗之法（切入点）”。 第一阶段：西周至春秋——最初的作诗之法。 在《诗经》诞生的时代，民间歌者和朝廷乐官在创作诗歌时，自然而然地运用了两种丰富诗歌感染力的技巧，这就是“比”和“兴”的雏形。 比（即打比方、拟物）： 作诗时看到一个东西，觉得它和自己要写的事物很像，于是拿来作比喻。例子：《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用大老鼠来比喻贪婪的剥削者。这是明确的创作手法。 兴（即讬物起兴、联想）： 作诗时，先描写眼前的景物，再引出自己真正想表达的情感或者氛围。它往往负责营造气氛。例子：《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兴”先写河洲上水鸟鸣叫，以此引出男子对美丽女子的追求。这在起初就是一种纯粹的、极具民歌色彩的开篇技巧。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中西书局2024年版。

第二阶段：到了汉代，比、兴被正式理论化。《毛诗序》将《诗经》的特点总结为“六义”：风、赋、比、兴、雅、颂。 汉代学者虽然将《诗经》之学上升到了国家经学的高度，但经师依然认为“赋、比、兴”属于修辞与创作层面（赋是直陈其事，比是比喻，兴是起兴）。 先秦时期，比、兴手法，可能已为部分诗人有意识运用，但相关的记载稀缺（连安大简也没有记录这方面的信息。安大简第一辑是白文抄本，没有诗论简）。到“六义”提出，诗学概念变得更清晰，比、兴渐渐成为后世诗人自觉运用的手法（例如，东汉的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楚国诗人有意多用比兴手法。）

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

北大程苏东教授认为，随着礼乐文化逐渐发展，君臣等级观念日益强化，臣下不再敢于直陈君主善恶，乃转而以作诗表达美刺（《岭南学报》复刊第二十二辑页163）。 不敢直陈，诗人自然可以多用比兴手法，因为“直陈”是赋法，而使用比、兴手法，则作品多少有点婉曲，这就避免了直接冒犯（男诗人借女声抒写所思所想，也有委婉之效，参看：洪涛《妾出闺门外 ——谈“跨性别”书写，争取话语权 (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五十六)》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2025-12-24）。 宋代大儒朱熹在《诗集传》中，对作为“作诗之法”的比兴下了最经典的定义：“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拿那个东西来比喻这个东西）“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先说别的东西，来引出想要歌咏的内容）。

朱子区分比和兴，显得泾渭分明，不过有些学者认为比是喻，“有时兴即是喻。” (周策纵《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页141)。

周策纵《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第三阶段：经学的转向——比兴论演变为“解诗（护经）之法”。

《诗经》被汉代儒家立为官方五经之一，及至毛郑诗说大行于世，《诗经》“比兴”的性质也发生了质变。

汉儒（如郑玄）在诠释《诗经》时发现，如果只把比兴当作“作诗之法”，那《诗经》里大量的爱情诗就只是纯粹的男女情歌（如《野有死麇》写小伙子送鹿肉给姑娘）。

汉儒将作诗之“比兴”和解诗上的“比兴”两者合一，赋予重旨，他们宣称：诗人写关雎（水鸟），不是为了好玩或好听（作诗之法/押韵之类），而是有其他意图——水鸟的特点，比拟“后妃之德”；此外，诗人写男女相悦，可能比拟臣子思念君王。

至此，原本单纯的、鲜活的“作诗之法”，在经学家手里变成了一种“解诗的角度/话题”。当然，对毛、郑诗学，一直有人献疑。

历代迭增的“比兴阐释成果”，其中到底有多少是作者的贡献(“本意/本义”)，多少是解诗者的贡献(interpreters’contributions)，是有待辨析的。

讽谕诗的凝结：“比兴”和“讽谕”的整合

“比兴”的起点是中国先民在作歌时自然发展出来的修辞手法和艺术技巧（作诗之法），只是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它也肩负“重任”，背上政治、道德包袱。

《比兴思维研究：对中国古代一种艺术思维方式的美学考察》

北大程苏东教授认为，郑玄将“讽谕”和“比兴”整合。 程教授指出：汉宣帝、刘歆等用“讽谕”来表示臣下对君主的谏刺。郑玄将汉人“五谏从讽”说与基于比兴的“譬喻”加以 整合 ，比、兴被定义为取类、譬喻两种修辞技巧，由此形成的“讽谕”说强调诗歌的政教性和修辞性，在中古时期影响广泛（程苏东《风从哪里来？——讽谕说的形成与演变》一文，载《岭南学报》复刊第二十二辑页162-164。全文刊于页151-172。)

到唐代，孔颖达等人的《毛诗正义》用到“讽谕”一词。《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句下《毛诗正义》：“作诗刺王而自称字者，诗人之情，其道不一，或微加讽谕，或指斥愆咎，或隐匿姓名，或自显官字，期于申写下情，冀上改悟而已。”(《毛诗正义》卷十二)。

到了中唐，白居易提出“讽谕诗”作为“文类”名称，强调自己笔下的部分诗歌自成一类，有其特定的政教功能。

《常州词派研究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清代常州词派也主张讽谕寄讬是词的灵魂，赋予词作政教批判功能，复兴《诗》《骚》比兴讽谏传统。

常州词派讲求含蓄隐晦，和白居易新乐府直切质问、直白痛陈的讽谏完全不同。（常州词派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常州词派研究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序文页1、页164。)

张教授分析《诗经》讽寓解释，针对的是阐释端

汉唐经学家按自己的理解和释义目的，将自己那套意见说成是诗人“用比兴”的结果（《诗经》学中有许多复杂的个案，不一而足）。

由于诗人是否用“比兴”手法写诗，现在已难以完全证实，因此，如果诗人实际上没有用“比兴”，则后来的“讽寓解释”多少有诠释者“自说自话、自导自演”的嫌疑。

在这种情况下，“诗本意”和“讽寓阐释”之间就形成对峙局面。张隆溪教授是“诗本意”的支持者，认定汉唐经师的“讽寓解释”脱离了“诗本意”，不可取。

欧阳修《诗本义》

张教授也看不到“讽寓解释”有什么价值可言，因为“讽寓解释”之中寓有旧时的意识形态，张教授不能接受，因此，“讽寓解释”和旧意识形态都被列为“唾弃”之列（参看本系列论文的第69篇）。

简言之，汉唐“讽寓解释”据说是骑劫了《诗经》的诗篇“本意”。

讨论到这里，我们回看白氏讽谕诗。白居易讽谕诗消弭了阐释者“骑劫”的问题，白居易本人明言他写诗就是有讽谕的目的。——这与汉唐《诗经》学完全不同，因为白氏有意于讽谕，其讽谕诗篇甚是浅白，并没有“阐释者误解”的问题。

以讽谕诗而言，白氏诗篇的“诗本意”就是他(作者)着意表述的讽谕内容，他的目的(意图)也多数清清楚楚。 既然“白氏讽谕”有作者白居易自己的“加持”（不是阐释者强行阐释加添的），那么，唾弃《诗经》讽寓解释的张隆溪教授又是怎样评价白氏讽谕诗的？这是我们下一个观察点。

《白居易集笺校》

“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

走笔至此，我们发现张隆溪教授的文学观之中，有一个讽谕非常微妙之处，饱含张力。 张教授批评白氏讽谕诗之中“有些诗歌失去了应有的效果，因为说教意图太明显”。这样说，是嫌弃白居易诗写得太过显露。 另一方面，张教授讨论《诗经》阐释问题后，呼吁世人认清“讽寓解释”之弊，解诗要“以字面义为基础”。 实际上，阐释“以字面义为基础”，字面义一般而言也是显露的，因此，如何以“……为基础”释出诗篇的“言外之意”(如果真有的话)？也许张教授自有一套方法或者程序（释出深意），但我们未见他公开说明“以字面义为基础”应该怎样操作。

身为文学史家，张隆溪教授的诗学观比较接近“酝藉派”，他撰写的文学史书也反映这一倾向。张教授偏爱有“言外之意”的作品（主要是诗歌）。何以见得？

《文心雕龙・隐秀》，清乾隆张松孙注本。

张教授首肯的诗学观是：“言简意赅，意在言外，字用得不多，但是意义很深，尽量显得含蓄。”（参看：张隆溪教授二〇二四年二月接受李浩荣的专访）。 白氏讽谕诗，张教授认为是属于浅白类的、“意图太明显”，所以，张教授对白诗的评价不怎么高。 就算白氏讽谕诗关心社会、为民请民，也因为不符合张教授的诗观，未获张教授的高度评价（张教授也以“意识形态”定去取。欲知详情，请参看：洪涛《欲弃难弃——文评双标、二律背反，为什么都避不开?（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六十九)》一文，载腾讯网“古代小说研究”）。 张教授眼中，作品的“社会意义”不居于“艺术深度”之前。

“酝藉者，见密而高蹈”

讨论诗篇优劣，不少学者偏重“酝藉”特质，这在诗史上有很长的历史，“酝藉”非张教授的独好，例如《文心雕龙・知音》就说：“酝藉者见密而高蹈”（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页714）。意思大致是：喜欢酝藉的人读到含蓄细密的作品就会心生强烈的喜悦。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文心雕龙・定势》说：“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页1117)。 所谓“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是说：文意浅白直露的文章，大多缺少含蓄内涵。“酝藉”在这里形容文辞内涵深厚、含蓄耐品。

张教授评白氏诗篇的言论（lacking in suggestiveness and richness of meaning），反映张教授注重诗篇的suggestiveness。他的诗观比较偏近“酝藉者”。他多次声称，中国诗学看重含蓄、言简意赅，例如他多次举陶渊明诗为典范。 所谓suggestiveness，自然不是直陈、显露的诗篇信息。换言之，suggestiveness就是近于“隐”而待发。

《文心雕龙・隐秀》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页1483)。刘勰定义的“隐”近似文学作品的酝藉特质。

《文心雕龙・隐秀》又说：“酝藉者畜隐而意愉，英锐者抱秀而心悦。”(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页1496)。前句的意思是：偏尚含蓄的读者，最能体悟篇中的隐晦之美、隐伏之义，从中获得审美的愉悦。

比和兴，古人认为效果有差。《文心雕龙・比兴》则言：“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讬讽。”刘勰认为“比”显而“兴”隐（“斥言”，指公开、明确地指陈。“环譬”，谓委曲譬喻，不直言其事。“讬讽”，讬物以讽谏。）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诗人怎样看这个问题？

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称许元结(719-772)之作：“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杜甫《杜甫诗集》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版页318。此诗作于公元767年）。

杜甫所说的“微婉顿挫”，可能是含蓄酝藉的近义词，令人联想起杜甫自己的“沉郁顿挫”(“顿挫”，强调的是诗篇应有起伏、曲折，不可平铺直叙，言尽意止。有谓：“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语见吴瞻泰《杜诗提要》卷首《评杜诗略例》，见《杜诗提要》，黄山书社2015年版，页5)。

[清]吴瞻泰撰《杜诗提要》，清干隆山雨楼精写刊本。

有趣的是，《诗经》学中的“讽寓解释”主要是指出诗篇含有“言外之意”，这些“言外之意”其实也就是注家认定的“文外之重旨”，也就是先假设诗之酝藉者蕴有寓意，须由阐释者表之使出。

汉唐经学家读《诗经》，往往谈他们心目中的“文外之重旨”(例如美XX、刺XX、闵XX、悔XX、思XX……)。

二律背反？

张教授深许西方“讽寓解释研究”的结果，认为不可以在作品的字面义之上建立“另一层”意蕴，所以，汉唐旧《诗》说所言“言外之意”他基本上不采信（没有谈到《诗经》诗篇可作为喻体），只认可“以字面义为基础”释出的“文本本义”。 不过，张教授似乎也有接受《诗经》诗篇“寓意”的时候。关键是：“讽寓解释”释出的“寓意”符不符合张教授自己的见解。

《毛诗注疏》四库全书本

阐释结果倘非张教授所认同者，张教授直接唾弃，例如，《郑风・狡童》儒家经师认为是写不能得到君主赏识的贤者在发牢骚。张教授不能同意“贤者忠君”之说，批评这“贤者发牢骚”之说是“过度阐释”，认为《狡童》没有“文外之重旨”(政治含义)。 张教授说：“经文字面言情的意义被完全抹掉，同时被赋予合于儒家政治伦理观念的意义”(参看：张隆溪《略论“讽寓”和“比兴”》一文，2021年。)

同样，汉唐《诗经》学中的“讽寓解释”宣说儒家观念，而儒家的意识形态不入张教授之眼，因此，“讽寓解释”在张教授的“唾弃”之列。 另一方面，如果汉唐经学释出的“寓意”是张教授认同的意识形态, 则诗篇的酝藉特质（诗篇含有“寓意”）与张教授的文学观就没有矛盾。这里我们举一个实例。

《毛诗(二十卷)》四库丛刊本

《毛诗序》说：“《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 所谓“不修其政”明显是“政治化的阐释”（原诗没有写清楚硕鼠的喻体是谁，而《毛诗序》挑明“其君”/ 郑国的国君、其政）。张教授对“政治化阐释”颇有戒心，却也认同这一政治化阐释，认为“硕鼠”喻指officials (官员们)。

既然《硕鼠》整篇可以是喻体，那么，国风之中，男女言情之诗例如《狡童》之类就不可以是喻体吗？张隆溪教授没有讨论这类问题。

无论如何，张教授的论著显示，有些《诗经》之诗可以被合理解读为“喻体”/“非喻体”。这是一个近似二律背反的诠释情境。

《毛诗注疏》“止乎礼义”

“怨而不怒”与儒家“中和诗学”

写诗对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展开批评，也要写得“酝藉”吗？如果是，那就近于传统《诗》学中的“怨而不怒”。

“不怒”泛指作者不要有激烈的言辞宣泄，不要放言怒斥（换言之，要写得委婉含蓄醖藉）。“不怒”不是指主体内心没有愤怒。

“怨而不怒”是儒家核心诗教主张，其根源为儒家诗教中的“温柔敦厚”。后世“怨而不怒”日渐理论体系化。

“怨而不怒”的根基是《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这是理念或者总纲。具体做法则为“止”。原来，《毛诗序》论《国风》：“国风者，风之始也，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诗大序》） “止乎礼义”代表诗人写诗有节制，不用狂暴渲泄内心的暴怒。

厉运伟《清代毛诗序研究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版。

《诗大序》提及的“止乎礼义”就是“怨而不怒”的原始内涵：人有忧愁、不满（怨）等自然情感，但表达不能偏激谩骂、暴怒攻讦（不尽情宣泄暴怒，有所“止”，就是“不怒”），必须以礼义节制笔下所写。

东汉郑玄落实了“小雅怨诽而不乱”的思想，宋代朱熹将此思想浓缩为“怨而不怒”四字。按：《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朱熹《集注》释兴观群怨，说：“感发志意。考见得失。和而不流。怨而不怒。”参看朱熹; 郭万金《论语集注》，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页263）。

其后，“怨而不怒”渐渐成为评诗标准。

朱熹《论语集注》

儒家诗学允许诗人抒发“怨”，承认文学的讽谏功能，容许士人藉诗抒发对时政、世道、命运的忧愤。

古文经学派判定《诗经》之中有大量变风、变雅（如《伐檀》《硕鼠》）皆是百姓、臣子批判苛政。儒家诗学认可文学的讽谏价值，没说只能歌功颂德。 但是，儒家诗学不赞成强烈表现“怒”，主张情感必须中和、克制。写作上的“怒”，一般而言，指直白谩骂、激烈抨击、肆意宣泄、尖刻羞辱。儒家认为这种文字容易激化矛盾、破坏人伦秩序；讽刺要委婉含蓄、讬物寄情，点到即止，留有余地。 《文心雕龙》所说的“酝藉”，近于此儒家“中和诗学”。

汤挺《宋代心性中和诗学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

结 论

本文从张隆溪教授《中国文学史》英文原版不译“讽谕诗”谈起，尝试厘清中国诗学中“白氏讽谕”与西方文学论述中“讽寓（Allegory）”的本质差异，也尝试了解张教授文学批评背后所隐含的理据和意识形态预设。

在文类概念和语义辨析上，白居易的讽谕诗本质上是基于中唐政治现实的讽谏文学，其语言直白（“其辞质而径”）、目的明确，追求的是动员社会和劝谏君王的实效；这与西方神学诠释学中脱离字面义、追求抽象精神内涵的“讽寓（Allegory）/Allegoreis”不可同日而语。

本文的题目是“收效失效”，它的前提是“写给谁看”（对谁有效）。经讨论，我们知道白居易讽谕诗不是专为“酝藉者”而写，也不是专为中唐以后的学者而写。

在诗学观念与审美标准上，张教授批评白诗“说教意图过浓、缺乏隐喻暗示与丰富意蕴（lacking in suggestiveness and richness of meaning）”，这言论反映张教授个人偏向“酝藉派”美学(《文心雕龙》所谓“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然而，白诗“语浅意直”和公式化结构，恰恰是白氏“文章合为时而著”的政治焦虑和功利目的下的必然选择。外人持“酝藉含蓄”的审美标准来对待以“直切救世”为宗旨的讽谕诗，评之为“意蕴不丰”“失效”，无异于抽离了历史脉络和创作目的谈美学。

《唐才子传》记载：“居易……规讽时事，流闻禁中；上悦之，召拜翰林学士，历左拾遗。”（《唐才子传》卷第六）。《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白居易传》也有相似的记载。

《唐才子传》五山版日本南北朝刊本

“上悦之，召拜翰林学士，历左拾遗”说明白氏讽谕诗至少引起当朝皇帝的注意，“规讽时事”收效了。 白氏讽谕诗，聚焦于民生、世道问题，诗末显志，原本就刻意不追求诗篇的 richness of meaning。（讽谕诗的诗旨也不需要含糊、模棱两可、众声喧哗）。

张隆溪教授一方面说白居易等人拟写乐府诗exerted a remarkable influence in the mid-Tang and in later times (p.154. “在中唐及之后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另一方面又批评白居易some of the poems lose their effectiveness (p.157)。这两句话，一褒一贬，读者须自行玩味。

诗，必须写得酝藉，这是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中和诗观。这诗观可能左右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也左右文学史书写的取向。

在诠释方面，张教授一方面倡导解诗应“以字面义为基础”，唾弃汉唐经学家“脱离字面、附会政治”的《诗经》讽寓解释（如儒者将情诗《狡童》解为贤者发牢骚），另一方面，又认可《硕鼠》等篇章为政治化喻体（将“硕鼠”解为贪官污吏）。

这种“当经学诠释符合自身意识形态时便予以采信”的做法，变相承认若干《诗经》之作也有讽寓解释的一席之地，（“喻体”/“非喻体”），可以接受。因此，二律背反之嫌难以避免。 归根结底，诗歌的社会实用性与纯艺术酝藉感（例如诗有余味、余韵）之间存在著结构性的紧张关系。面对此二元，史家所重与作家的立场未必一致。史家若受拘于既定立场，则其历史书写未必能包容不同诗歌体制在历史时空下的特殊功能。

王泛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

史家有权保留自己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例如，不用“讽谕诗”这名称……）。然而，文学史往往是史家权力与个人评论权、“公论”交织协商的场域。写史论可以多展示史家个人的选择，而写史书则有“能否共情”的问题（参看王泛森《执拗的低音: 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增订本)》）。 文学史书写的结果，会不会是史家权力的显影剂？无论如何，史家权力有可能左右我们对历史世界的理解。

附记一 两种讽谕说：“深隐”的对面

北大中文系程苏东教授指出:“郑玄以来‘讽谕’说强调修辞之‘深隐’，白氏却反其道而行之，究其原因，应与其复古的诗学追求有关。”(程苏东《风自何方来?: 讽谕说的形成与演变》一文，载《岭南学报》，复刊第二十二辑，2024年页167)。

程教授判断，郑玄、白居易两种“讽谕”说均重视诗歌的政教价值，但对语言风格的追求迥然不同。

程苏东教授的意思是，白居易的“浅白（讽谕）”是“深隐”的相反。这是指白居易写作之前就有决定自己写出来的讽谕诗要“浅白”。

静永健《白居易「讽谕诗」の研究》，平成12年版。

在艺术形式上，清代常州词派追求含蓄幽隐、意藏言外；这和白居易新乐府诗直言时事、尖锐诘责、痛快直白的讽谏路径，有着根本区别。

白居易以直笔写民瘼，其讽谏之作较浅白；常州词派以幽托写幽怀，复兴含蓄比兴之旨。一显一隐，构成中国古典文学两条并行的讽谕传统。

附记二 诠释端・写作端

在古典时期（古希腊罗马），谈allegory，主要是按一种诠释方法（allegoresis）来谈，即对荷马史诗等既有文本进行寓意化解读，而非独立的创作门类。

据说，allegory真正成为系统性的创作模式，是中世纪以后的事。张隆溪教授讨论较多的是诠释端的 allegoresis（诠释法）。白居易谈得比较多的是写作端的“讽谕”。

Burton Watson, Po Chu-I Selected Poem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有人将“讽谕诗”翻译为allegorical poems。这种对译，涉及概念错位。西方allegory 常是虚构世界／人物（如Pilgrim’s Progress、Animal Farm、《洞穴寓言》），读者透过表层叙事来了解深层抽象概念（underlying theological/philosophical meaning），而白居易讽谕诗比较重视“即时写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