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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城书院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几张黑褐色的木制桌椅还原着当年那场会议的场景。

会议开得仓促匆忙。会议本身没有留下任何原始记录和文本材料。一切，只藏在7位与会者的记忆中。以至于长征胜利后的许多年，鲜有人知晓这场会议，甚至有人怀疑，通道会议是否真的召开过。

1971年，邓颖超到中国革命博物馆（今已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审查党史陈列时，专门回答了工作人员的提问：“上次你们提的问题，回去我问了恩来同志……恩来同志讲是有，开过黎平和通道会议。”

而险些将中国革命带入“死胡同”的李德，在回忆录中最早提供会议详细过程。

会议开得快，结束得也快，李德将其称为“飞行会议”。在通道，与会者只逗留了一天，便匆匆离开了。

军情，实在急迫。

二

入夜，篝火燃起。跳动的火光映红3个消瘦的身影。

他们中，两个人在担架上：一个还没有从恶性疟疾中完全康复；一个腹部被敌人飞机投下的炸弹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伤口尚未愈合。

尽管身体虚弱、行军疲惫，但3个人越聊越激动。

这3个人，分别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他们所讨论的，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系列的失败。

从江西瑞金出发时，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湘江一战，血流成河，红军过江之后只剩3万余人。毛泽东坚定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大败仗激起大震荡。巨大的牺牲，使博古、李德在红军中的信任根基摇摇欲坠。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积压的怒火，在红军将士心中炽烈地燃烧着。

聂荣臻回忆：“这次过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

担架上的交谈，成了改变历史的伏笔。一路上，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详细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屡战屡败的原因，回顾长征以来“逃跑主义”“搬家主义”造成的重大损失。

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要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中摆脱出来，绝非一朝一夕的事。实践是最严苛的老师。

王稼祥也曾和王明一样，认为“山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可来到中央苏区参与党和红军的领导工作后，远离了莫斯科的面包和黄油，亲自走在崇山峻岭间的羊肠小道上，闻着反“围剿”的硝烟味，他逐渐认识到毛泽东领导的正确性。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主题是批判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讨论是否留毛泽东在前方指挥军事、是否撤销其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王稼祥秉理直言支持毛泽东：“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与王稼祥一样，张闻天也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不能再继续了。

1934年4月，由于采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中央红军在广昌保卫战短短18天就伤亡5000余人，却未能守住广昌。战役总结会上，张闻天与博古爆发了激烈争执，直言中国的事“不能完全依靠李德，我们自己要有点主意”。

长征路上的交流，让张闻天更加笃定自己的看法。他后来回忆：“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自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失去了红军指挥权，专注于苏维埃政府工作，但他从未停止对红军命运的关切。教条主义导致的一连串失败，让他更加为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感到忧虑。

身体渐渐康复后，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同更多人谈起自己的想法。李德十分恼怒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认为他“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彼时，李德还没有意识到——正确的思想是拦不住的。

三

湘江之战后，志得意满的蒋介石在南昌听着从桂东北侦察机上发来的信息。

12月12日，他接到电报：“昨晨长安营之匪，转向通道……”

红军终于从大山中钻出。12月10日，红1军团第2师第5团攻占通道县城。

通道，湖南西南端的一个县，地处桂、湘、黔三省交界处。那里确实如一条“通道”：向北可进军湖南，向西可进入贵州，往南则可退入广西群山之中。

大地给了不同的选项，红军能否作出正确选择？

就在红军艰难行进在深山的日子里，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忙于调兵遣将，集结15个师20万兵力，以碉堡群为依托，摆好阵势，张网以待。

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部队前进到湘西通道地区时，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知道我们的意图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在我们前进方向布置了五倍于我的强大兵力，形成了一个大口袋等我们去钻。”

如果按照原计划继续北上，进入蒋介石的“口袋”，红军很有可能全军覆没。

“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迷茫，来自惨痛的损失，更来自指挥者的无能。据伍修权回忆，“过了湘江，兵力就损失了三分之二，有的部队已经溃散解体，而敌人正前堵后追，重兵设围。在此危急关头，李德束手无策，只能发脾气骂人。博古也一筹莫展，只会唉声叹气……”

危急关头，在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的强烈要求下，博古、李德勉强同意召开长征出发以来的第一次军事紧急会议。

据康克清回忆，在群众的强烈呼声、朱德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

失去军事指挥权两年多后，毛泽东第一次有了参与军事决策的机会。他坐在会场一角，位置并不显眼；可他的建议，却成为会议争论的焦点。

罗蒙山默然无语。90多年前的那个寒冬，山也是这么沉默地听着屋内的争论。

四

历史，总是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有必然。

长征出发前，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从此中断。

争论，没有了共产国际“圣旨”的干扰，不可能再用“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终结一切不同意见。于是，正确的意见，有了被平等讨论的可能。

数千公里之遥的共产国际，不知道红军已经开始艰难的远征，更不知道群山环抱的通道究竟在何处。通道实在太小了，小到不可能在当时任何一个地球仪上标注位置和名字。

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已深入中国内地”，那里的情况全然不同于喧嚣的上海滩。英国传记作家迪克·威尔逊认为，在那里，以前那些受外国训练和只有城市经验的领导人是不适应的。他们需要一个来自人民之中的人，一个天才的农民领袖来领导。

这样的评价绝非臆断。不了解中国国情，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就会水土不服。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博古将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只有街垒巷战经验的洋顾问，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仅凭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导致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

真正的领袖，总能在最湍急的激流中扶危定倾。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挺身而出。

红军去向何方？毛泽东首先发言：“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没有一成不变的战术，也没有一成不变的计划。因时而动、随势而变的道理不难懂，但教条主义者却很难理解。

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在瑞金高围乡云石山的一座古庙里居住。他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成了约3万字的《游击战争》。后来，这本书被发到各县区。

显然，李德、博古无法理解这本书的思想精髓。通道会议上，他们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然坚持去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并说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

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耐心地晓以利害，坚持红军应当立即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旧说天下山，半在黔中青”。贵州千峰万壑，层峦叠嶂，构成“苍山如海”的复杂地形。这里曾是地方军阀王家烈的“王国”。他所统率的黔军，装备低劣，军纪涣散，派系倾轧，被戏称为“双枪兵”（注：即步枪和鸦片烟枪）。

毛泽东认为，西进贵州才能争取主动。

冷静的分析建议，像劈开暗夜的一道闪电。

王稼祥、张闻天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朱德、周恩来也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但顽固的李德坚决不同意，见与会者大多支持毛泽东，怄气般提前离开了会场。

在决定红军命运的时刻，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决定在行军路线上进行调整，放弃经通道直接北上的计划。

当晚7时30分，中革军委下达那份“万万火急”的电令，命令红1军团第2师及红9军团应前进至新厂、岩鹰坡、溶洞地域，向靖县派出警戒，向白（马）路口及黎平方向继续派出侦察部队；红1军团第1师如今日已抵洪州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红3军团主力进至牙屯堡、团头、头所地域，迅速脱离桂敌……

历史悄然拐弯。通道，这座曾经在楚越分界走廊上的小城，由此成为党和红军“转运之地”。

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个朴素的道理，在生死关头救了红军。

五

如今，从通道往西，经宁靖高速、剑黎高速，不到两个小时就能乘车抵达贵州黎平。

90多年前，中央红军靠着铁脚板一路急进、翻山越岭，在通道会议3天后攻占黎平。

县城里，高耸的德国路德式教堂成了中革军委总部驻地。教堂右边，一排白墙青瓦的平房，成为周恩来的住所。这座房屋，后来被历史永远铭记。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里召开，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史称“黎平会议”。

李德因病未能出席，但他的主张由博古带到了会场。他们坚持认为，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会合计划。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他的发言以事实为依据，句句凿穿教条主义的高墙。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后来回忆：“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

曙光，再次透过木格窗棂照亮会场。共识，终于在激烈的碰撞中艰难诞生。

黎平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周恩来把会议决定的译文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尽管博古的意见被会议否定，他还是服从了决定。当他得知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

第五次反“围剿”时，刘伯承因对李德的错误指挥忍无可忍，与其发生争论。李德勃然大怒，训斥刘伯承：“你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了，战术水平还不如一个参谋，还当什么参谋长！”

因为这次争论，刘伯承被博古以“触犯军事顾问”为由，撤掉了总参谋长职务。

黎平会议后，刘伯承重新回到红军总参谋长的职位，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

黎平，黎明之城。黎平会议的决定，迅速化为中央红军向黔北、遵义进军的行动。红军连克7座县城，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军“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蒋介石在湘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

刘伯承后来在《回顾长征》中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一纸电令，改变了红军的行军方向；一次转兵，开启了长征伟大转折。

这种选择的勇气和智慧，穿越90余载光阴，依然在罗蒙山下回响。通道、黎平……它们不只是一个个地名，更是一种隐喻——

看似无路可走的地方，依然可以找到通道；看似黑夜沉沉的时候，依然可以相信黎明。

胜利，只留给那些勇于直面事实并作出改变的人。（钱宗阳）

编辑：张骄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