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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到一个月后，德国便将立陶宛让与苏联，以换取波兰境内更多的领土。这一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俄罗斯帝国昔日的领土格局——波罗的海三国正是1917年革命后帝国失去的行省。

1939年9月，苏联红军入侵波兰东部之后，随即将目光转向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被逐一要求签署互助条约。

这些条约名义上属于保护性质，实际上赋予了苏联在三国境内驻扎数千名士兵、建立机场和海军基地以及控制关键基础设施的权利。苏联驻军几乎在一夜之间出现在具有战略价值的位置上，随时可以在必要时占领要地。

尽管这些条约是在武力威胁下签订的，莫斯科同时通过其他渠道在三国内部展开活动。苏联特工扶植地方共产主义团体，在国家机构内部招募同情者，并借助报纸和广播散布宣传。

舆论走向由此被牢牢锁定：波罗的海三国政府被描绘为反动的、亲德的、敌视工人阶级的政权。到了1940年6月，动手的时机已经成熟。

法国是少数几个曾对波罗的海国家表示道义支持的欧洲大国之一，却在6月被德国攻陷。英国正为自身生存而战，美国则保持中立。

1940年6月14日，就在德军开进巴黎的同一天，苏联向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接连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三国立即组建莫斯科认可的新政府、逮捕特定政治领导人，并允许苏军无限量增兵。

所依据的理由则是所谓违反互助条约、进行反苏阴谋以及虐待已经驻扎在当地的苏联士兵等。最后通牒的背后是压倒性的军事力量。

在波罗的海战役中，苏联动员了约43万兵力、8000件军用装备、3000多辆坦克和500辆装甲车。波罗的海三国的军队规模有限、装备简陋、弹药短缺，又缺乏必要的空军或装甲部队，即使联合起来，也无法长时间抵御如此规模的进攻。

三国政府因此面临抉择：要么奋起抵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城市在短时间内被摧毁；要么选择屈服，以求保全平民的生命。孤立无援使这一决定更加清晰——当时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外部援助，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只能独自面对。

最终，最后通牒被接受，一场几乎无声的入侵就此展开。6月15日清晨，苏联军队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境进入立陶宛。

主要推进力量来自波罗的海特别军区第3集团军和第11集团军的部分兵力，并由装备BT-7与T-26轻型坦克的机械化旅提供支援。这些坦克的装甲较为薄弱，但机动性强、行动迅速，非常适合此类作战方式，能够在短时间内占领目标。

步兵师紧随其后，负责控制小城镇、道路交叉口和其他要道。苏联的作战策划者立即将目标锁定在立陶宛的交通运输体系上。

较小规模的分遣队被派往绍莱，因为该地是连接北部与拉脱维亚以及通往波罗的海战略港口克莱佩达的重要公路和铁路枢纽。到中午时分，维尔纽斯—考纳斯走廊沿线已经设立起检查站，军警接管了桥梁与火车站。

仅仅几个小时后，苏军也进驻了帕内韦日斯，有效切断了南北方向的交通。到6月15日结束时，立陶宛所有主要城市中心、考纳斯等地的机场以及重要的边境防御工事，均已落入苏联之手。

第二天，也就是6月16日，莫斯科向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发出最后通牒。6月17日黎明，苏军开始了协同进攻。

在拉脱维亚，来自列宁格勒军区的部队在济卢佩和印德拉附近，与来自普斯科夫的主力沿雷泽克内—普斯科夫公路会合。波罗的海舰队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员进驻利耶帕亚，夺取了当地的控制权。

拉脱维亚主要的不冻港被封锁，同时驱逐舰在里加湾巡逻，切断任何海上撤离的可能。摩托化部队沿伊耶纳—里加沿海公路快速推进至首都，另一些纵队则沿达乌加夫皮尔斯—里加铁路走廊行动，以确保迅速的后勤控制。

在爱沙尼亚方向，装甲部队和步兵纵队从东部经纳尔瓦和佩特塞里推进，夺取了直通塔林的道路。与此同时，波罗的海舰队在塔林港以及萨列马岛和希尤马岛实施了两栖登陆作战。

驱逐舰、潜艇和布雷舰控制了爱沙尼亚沿海。苏联空军部队迅速占领了于莱明尼和拉斯纳迈埃机场，在数小时内确保了完全的空中优势，并借此对城市地区进行侦察和威慑性飞行。

由于三国部队均奉命不得进行反击，因此没有发生大规模战斗。苏联的国旗陆续出现在政府大楼之上。

接管行动伴随着经过精心策划的公开展示以及当地支持者组织的所谓"自发集会"。工人举着红色横幅游行，报纸上刊登社论赞颂苏联的"友谊"。

在数日之内，苏联便着手将其统治合法化。三国的总统和总理被迫辞职，在莫斯科挑选下组建的新"人民政府"随即上台。

选举定于7月举行，然而只有"工人劳动人民联盟"这一个政治集团被允许参加，候选人名单受到严格控制，选票上没有任何其他选项，投票也并非秘密进行。投票尚未结束，结果便已经公布，声称新政权几乎获得一致支持。

新当选的议会未经辩论便一致投票，"请求"加入苏联。从发出最后通牒到完全吞并，整个过程不到两个月。即便在吞并之后，仍然存在爆发反抗的可能。然而，一系列剧烈变化紧随而至。

超出限额的私人财产被没收，银行和主要产业被国有化，各类政党被取缔。苏联秘密警察在每一座主要城市都设立了办事处，监控网络迅速扩张，线人被安插在学校、工厂和居民区之中。

前政府官员、军官和社区领袖遭到逮捕，一部分人被秘密处决，另一部分则消失在苏联的监狱体系之内。吞并不到一年，第一波大规模镇压就已展开。

1941年6月中旬，在波罗的海三国范围内协调进行的夜间突袭中，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挨家挨户敲门。有些家庭在睡梦中被惊醒，只有几分钟时间收拾行李。

男人往往与家人分离，被送往劳改营；妇女、儿童和老人则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偏远定居点。仅在这一次行动中，就有约7.5万人遭到驱逐。

恐惧笼罩着当地民众。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

在波罗的海前线，德军最初被一些当地人视为"解放者"而受到欢迎，但这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错觉。德国在当地的占领一直持续到1944年。

在此期间，三国的独立并未得到恢复，镇压在新的统治者手中继续进行。到1944年秋季，红军已经重返。德军被击退，苏联再度控制了局面。

这一次，占领具有永久性的意义。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苏联的再次占领。在森林和乡村地区，武装团体纷纷成立。

这些游击队员发动伏击、袭击苏联官员，并以自己的方式尽力抵抗。苏联采取反叛乱策略：焚烧村庄、驱逐家庭，并利用伪装部队渗透抵抗组织。

到20世纪50年代初，武装斗争基本被镇压下去。在抵抗被瓦解之后，苏维埃化的进程明显加速。

农场被并入国营的集体农庄，私人耕作被取缔；所有主要产业和贸易都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俄语在行政和教育领域被大力推广；三国的国家象征被禁止使用；历史叙述被重新改写；宗教活动受到严格限制。

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始终不承认这次吞并，波罗的海三国流亡在外的外交使团在此期间继续运作。而在苏联境内，1940年发生的事件则不容公开质疑。

1940年，波罗的海国家之所以无力抵抗，是因为它们孤立无援，没有盟友可以提供帮助。

面对的又是苏联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背后还有《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所提供的默契支持；再加上自身兵力有限、地形平坦、易被长驱直入，使得任何军事抵抗都难以持久。

莫斯科则悄然而有步骤地为接管做好了准备：从内部瓦解各国政府，把自己塑造为"保护者"，以合法性作为外衣，由建立军事基地逐步过渡到全面占领，最终让波罗的海三国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与波罗的海三国的遭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有两个国家曾主动申请加入苏联，却被苏联婉拒。第一个是保加利亚。

该国位于巴尔干半岛，与苏联并不接壤，只隔着黑海相望。二战时期，保加利亚加入德国阵营，出兵入侵希腊，战后欠下希腊大量赔款；国内又因战争破坏，急需建设资金。

为解决债务与经济困境，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在1963年、1964年和1973年三次访苏，均提出加入苏联的请求。

然而，苏联若接纳保加利亚，就必须承担其外债，同时可能招致东欧盟友的猜忌，加之两国之间没有陆上接壤，行政管辖极不方便，苏联因此选择拒绝。第二个是安哥拉。

该国位于非洲西南部，与苏联相距更为遥远。1975年独立后，安哥拉建立了亲苏政权，但长期内战使国内百废待兴。

1976年，安哥拉总统内图向苏联驻安大使提出加入苏联的请求，希望由苏联承担其庞大的军费开支、工业建设和基础设施重建费用。

在苏联看来，接纳安哥拉意味着背上一个几乎无底的财政包袱，还会引起其他非洲国家的猜忌，不利于其整体非洲战略；加之地理上的遥远，管辖同样困难重重，最终这一请求也被搁置。

综合来看，波罗的海三国虽然不情愿加入苏联，却与苏联接壤，战略价值极高，工业基础良好，投入成本较低，因此被苏联不惜以武力方式强行纳入版图。

而保加利亚和安哥拉之所以主动申请加入，本质上是希望由苏联为其经济与军费兜底，只会给苏联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和地缘政治风险。

一取一舍之间，苏联所谓"自愿、平等"的加盟原则，在现实利益的权衡之下便显露出其真实的一面。

这是本期《欧洲那些事儿》，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