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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 何文涛 通讯员 李军

在游人如织的广州东山口，越秀恤孤院路12号闹中取静，绿树掩映着一幢名为“柏园”的红砖洋楼。这座中西交融的老建筑，在岁月沉淀的静谧中，却奠定了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关键起点。

1928年10月22日，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迁入东山柏园。在这里，傅斯年与顾颉刚、罗常培、丁山、容肇祖等在粤学人，共同做出关键决策——将远在河南安阳的殷墟科学考古发掘，确立为史语所首期核心工作之一。这场此后震动世界、改写中国古史认知的殷墟百年发掘，从此拉开帷幕。

一个世纪即将过去。2026年恰逢两个极具纪念意义的节点——殷墟申遗成功20周年，也是殷墟妇好墓发掘50周年。站在这一特殊的时间坐标上，梳理殷墟的中国现代考古历程，我们惊喜地发现了其中众多“广东身影”——从发自柏园的号令，到持续深耕的广东学人们，中国田野考古建立科学标杆的梁思永，深耕甲骨研究半世纪的刘一曼，以及推动殷墟走向公众、为商文明注入当代活力的唐际根，还有一众在田野考古、学术研究领域发光发热的岭南学者……代代相继。

那些跨越粤豫千里、由几代人接力编织的考古往事，在今天被重新打捞和看见，恰恰为我们读懂三千年前的璀璨商文明，打开了弥足珍贵的全新视角。

“半部中国考古史”，从广州柏园启动

“一部殷墟发掘史，半部中国考古史。”

殷墟，即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但甲骨文自清末被发现以来，一直处于被盗掘猖獗而研究零散的状态，大量甲骨流散于民间乃至海外。1928年4月，傅斯年受命组建民国中研院史语所，于是第一时间把“殷墟发掘”纳入工作范围。他坚信，殷墟发掘能够“为中国古史解决若干重要问题，为中国史学争国际的地位”，亟须由国家学术机关进行科学发掘以避免损失。

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文史学者许瑞生在《“史语所”在广州创建时期的历史研究》一文中指出：当年安阳的考古现场虽然在河南，但计划制订却是在广州。彼时，中山大学副教授董作宾因母病，从广州返回河南南阳，在省立南阳中学临时兼课。同年8月，傅斯年即致信聘任董为史语所编辑员，委派他亲赴安阳实地调查，了解甲骨埋藏状况。1928年10月13日至30日，董作宾主持完成了殷墟第一次试掘，正式拉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尽管此次发掘规模有限，但成果远超预期，出土的甲骨文数量达784片。更重要的是，直接打破了学术界关于“甲骨已尽”的成见，为殷墟的后续发掘提供了关键依据！

往“前线”发报的同时，傅斯年也在为殷墟发掘寻找最合适的“主帅”，他将目光锁定在32岁的李济身上。李济拥有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位拥有科学考古学背景的学者。1928年10月，史语所正式迁入东山柏园。11月，李济经欧洲、埃及和印度返回中国时，也途经广州，遂与傅斯年初次见面。傅开门见山问李济，能否出任正在筹组中的史语所考古组负责人，两人一拍即合。1928年12月，史语所增派李济前往主持殷墟的科学发掘。

在李济的主持下，殷墟的发掘方法逐步走向成熟规范。李光谟（李济先生长子）在《李济与殷墟考古》中记载，李济明确提出，一切遗物和遗迹都必须伴有出土位置和层位现象的记录、出土物和周围关系（现场）的原始摄影，且对绘图记录的要求应始终一贯。同时要求参与发掘的每位工作人员坚持撰写日记，确保研究过程的透明性和可追溯性等。这次挖掘也改变了以往单纯以获取甲骨为目标的发掘方式，为中国现代考古带来了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严谨新风，影响深远。

纵使远隔千里，岭南学人始终与殷墟考古同频。1934年，史语所特约研究员容庚组织成立考古学社，创办《考古社刊》，将铭文研究与器物考古相结合，推动殷墟青铜器及甲骨研究走向系统化。同为史语所特约研究员的商承祚，先后出版了《殷墟文字类编》《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及考释》《殷契佚存》等著作，奠定了甲骨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基础。容、商二位日后也成为名动全国的岭南籍学者。

“从殷墟的第一次发掘，到李济被聘为史语所考古组组长，都跟广州有密切关系。广东人对殷墟的发掘有开创、领导之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如是说。

梁思永：“中国科学考古第一人”

在殷墟近百年的发掘历程中，广东学人梁思永是绕不开的关键人物。梁思永是梁启超先生次子，1923年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

1927年1月，梁启超在写给远在哈佛求学的梁思永的家书中说：“今天李济之回到清华……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之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后来的事实证明，李济的期待与梁启超的嘱托，都被梁思永稳稳兑现。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夏鼐曾指出，1931年梁思永参加安阳殷墟遗址的第四次发掘之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的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

殷墟的前三次发掘中，李济虽具备出色的问题意识与学科引领能力，但田野发掘技术方面始终还需要助力，梁思永恰恰在这一领域为殷墟考古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凭借从叠压的土层里读出时间序列、从破碎的陶片里辨认文化脉络的思维方式，梁思永发现了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即采用自然堆积分层方法，把分别代表仰韶、龙山和殷墟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区分开，由此确立了三种文化的早晚顺序。这项发现在考古学上初步澄清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关系，成为打通中国史前文化与历史文化脉络的一把“钥匙”，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1934年秋到1935年秋，梁思永主持殷墟第10次至第12次发掘，在西北岗发掘10座带墓道的殷商大墓、1座未完成的大墓及1000多座小墓。大墓规模宏大，随葬文物精美，商王陵所在由此确定。陈星灿说，梁思永主持发掘的千余座墓葬，是中国考古史上规模空前的田野工作，揭示出商代物质文化和文明发展的高度，也为“中国是东方文明源头”的论断提供了核心支撑。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梁思永带着妻女颠沛流离，本就严重的病症得不到及时彻底的治疗，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这样的困境下，他仍夜以继日整理殷墟王陵发掘资料，撰写了发掘报告初稿。”陈星灿回忆，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永选择留在大陆，并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和首任副所长。尽管身体虚弱，他仍坚持主持日常工作，负责筹措经费、采购设备、延揽人才以及协调行政事务，为前线发掘提供坚实保障。自1950年起至今，该研究所主导了殷墟宫殿区、王陵区、洹北商城等核心区域的系统性主动发掘。

刘一曼：从珠江到洹水，探寻甲骨半世纪

如今常居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一曼已86岁高龄，虽然出行不便，但她还能熟练地使用微信对外交流，并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她从1972年起就在安阳殷墟从事考古工作，曾参与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发掘，并主持1991年花园庄东地H3甲骨坑的发掘，是殷墟甲骨文重大发现参与者之一。

“我和甲骨打了半个多世纪的交道。”她告诉记者。刘一曼祖籍广东佛冈，在广州的广雅中学读高中时，就因为历史老师的生动启蒙而对历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加之生性好动、喜爱探险，1957年她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2 年，刘一曼主动要求到河南安阳进行田野考古。不过那年秋天的工作却让她略感失落，因为所参与的小屯西地发掘中仅发现四片刻辞甲骨，而且文字不多，“我所负责的探方则未出甲骨。真盼着将来如果我也能挖到就好了！”

直到1972年12月下旬的一天早晨，小屯村农民张五元，匆匆忙忙赶到安阳考古工作站。他在小屯村村南的路沟挖煤土时，发现了一些小的骨头片，捡起来细看发现一些骨头片上有钻凿灼的痕迹，其中几片上还有字。刘一曼记得，当时张五元一进工作站就喊：“出甲骨了，快来看！”队员们都凑上来看，果然，其中6片卜骨上有清晰的字。

在随后八个月的小屯南地发掘中，刘一曼亲手发掘出土近3000片有字甲骨。特别是她主持发掘的H24坑，共出土刻辞卜骨1251片，是那一年出土有字卜骨最多的单位，而且包含不少大片的卜骨。这批甲骨都是经科学发掘出土，有可靠的地层关系，能解决卜辞分期中久未解决的部分问题！此外，小屯南地甲骨内容很丰富，对研究商代历史文化也有重大价值。正因如此，这次发掘也被称为“殷墟甲骨文的第二次重要发现”，仅次于1936年YH127甲骨窖穴的著名发现。

而殷墟甲骨文的第三次重要发现，即1991年花园庄东地H3甲骨坑的发掘，也是由刘一曼亲自主持。该坑共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字甲骨689片。

“广东人热情好客，能够和周围的人和谐共处，这是从事考古工作的有利条件。”刘一曼告诉记者，考古工作是一项群体性工作，需要专业考古工作者、考古技师与众多工人团结一致，共同发力才能把工作做好。

刘老至今笔耕不辍，虽难以亲临现场，但她将注意力投向甲骨文与考古学的科普工作，出版《开启甲骨宝库——殷墟甲骨文的三次重大发现》等科普读物，目前正在撰写《守望殷墟——我在殷墟考古五十年》，计划于明年春天出版。她勉励中青年广东考古人，要传承“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守护好文化遗产。

郑若葵、唐际根：让“大邑商”再次伟大

2026年7月9日，阳光照在殷墟博物馆新馆门头上，甲骨文“大邑商”三字熠熠生辉。新馆开馆两年多，迎来了它的第500万名游客，“国民级文旅地标”名副其实。绿野草台、鼎立大地，博物馆外墙上的兽面纹样，将三千年前“大邑商”的繁华盛景递到每一位驻足者眼前。

如今我们都知道，“大邑商”是商朝人对其国都的美称，类似于今人讲的“大北京”，却少有人知晓，关于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的首次探讨，最早由广东茂名籍学者郑若葵开启。

“郑若葵是我的师兄，1978年从中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陈星灿介绍，郑若葵先后参加了山西襄汾陶寺、湖北大冶铜绿山、陕西长武冉店碾子坡等遗址的发掘，并在1981年开始参加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相关报告的编写。

“殷墟都城大邑形态由若干小邑簇拥着王邑构成，即是由若干族氏聚落簇拥着王宫贵族聚落构成。”郑若葵在其论文《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提出，族氏小邑和王邑单元的有机分布，构成了殷墟都城的总体布局。这一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论，启发了殷墟聚落布局的考古与研究实践，得到多位学者的信从。

沿着这条研究脉络走得更远的，是殷墟考古队原队长、如今的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2009年，唐际根等学者进一步从聚落考古的角度指出，“洹河流域的商邑至少从规模上呈现明显的一大带众小结构”，“大邑商”是由诸多小型商邑构成的王都，宫殿与王陵是“大邑商”的核心，道路与水渠是不同族邑的重要连接方式。

在殷墟深耕的二十余年间，唐际根带领考古队发掘的商代墓葬达上万座，其中最得意的成就，便是“洹北商城”的发现。这一成果填补了商代早期与商代晚期之间“中商”的空白，完善了商代考古学编年框架 。此外，他还推动殷墟在2006年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实现了殷墟价值的全球呈现；参与规划殷墟博物馆，开创了文物保护新局面……

2017年，唐际根南下广东深圳，续联上了广东与殷墟的因缘。在他看来，考古的完整链条应当包含发现、发掘、整理、研究、保护和应用六个环节。“过去二十多年，我专注于前五个环节的工作。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想像诸葛亮借东风一样，借广东的‘南风’——高新技术、学科配备以及人口资源，打通最后一个环节。”

唐际根位于南方科技大学的办公室里，摆满青铜器、甲骨片教具，他打开电脑，播放以殷墟妇好墓墓主、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为主角的AI“文物剧”，让羊城晚报记者先睹为快，剧中每个细节皆有出土文物作为坚实支撑。

唐际根南下后的学者之路走得越来越宽，除了陆续出版《妇好——甲骨文与青铜器背后的真实人物》等专著，还花大气力联动专业院团创编音乐剧《妇好》，运营“唐际根聊考古”短视频账号，让原本躺在考古报告里的殷墟，真正走进大众的日常。

“人就是文化。我从来不认为广东是文化的‘广寒宫’。”唐际根说，广东以千万计的人口规模是最核心的文化资源，民众对历史文化的需求，是文博事业发展最充足的动力。在他看来，深圳本身就是一座“移民之城”“创新之城”，历朝历代来到深圳的人都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磨合就能产生新的创意”。

访谈

粤人对殷墟发掘

有开创和领导之功

●陈星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羊城晚报：我们注意到，殷墟的现代考古发掘，似乎与广东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星灿：殷墟的发掘和广东渊源颇深，史语所建所之初就设在广州东山柏园，殷墟十年发掘的序幕正是从这里拉开的。其中最核心的广东学人，当属祖籍广东新会的梁思永先生。他是梁启超的儿子，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归来后进入史语所，深度参与了殷墟的多次发掘，让安阳殷墟从此名扬中外。他的兄长、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受邀参与过相关发掘工作，和汉学家伯希和一同在大墓中留下过合影。

羊城晚报：梁思永先生对殷墟考古的核心贡献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星灿：梁思永先生的贡献足以载入中国考古学史，最核心的有两项。第一项是1931年在安阳后岗发现的“三叠层”，从下到上依次是仰韶文化层、龙山文化层、殷墟商文化层，第一次从考古学层面证实了安阳地区史前到商代的文化演进序列，厘清了中国早期文化的发展脉络，是考古史上一次“捅破窗户纸”的突破性发现。

第二项是1934年秋-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殷墟第10-12次发掘。在殷墟西北岗发现了10座带有墓道的殷商大墓和1000多座小型墓葬，第一次完整揭示出商代晚期王陵的布局。这也是中国考古史上规模最大的发掘，把商代物质文化、文明发展的高度呈现在世人面前。

羊城晚报：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广东学者参与殷墟的发掘与研究？

陈星灿：新中国成立至今的77年来，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未曾中断，其中留下了不少广东籍学者的身影，形成了传承有序的学术脉络。

据我所知，有几位广东学者值得关注：1962年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的刘一曼先生，长年深耕殷墟考古与甲骨文整理工作，主持了小屯南地、花园庄东地H3坑等重要发掘，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学者。她的学生唐际根，任殷墟考古队队长二十余年，长期扎根殷墟开展工作，如今在深圳继续殷墟研究工作。还有祖籍广州的郑若葵，他是我的师兄，1978年从中山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也参与过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可以说，广东人对殷墟的发掘有开创之功、领导之功。

延伸

勿忘历史：黄际遇的开路往事

许瑞生在《1928年“史语所”在广州创建的历史研究》一文中感言：“黄际遇对殷墟发掘的贡献已少有人念及。”这牵出了一段往事。

黄际遇（1885—1945），广东澄海人，教育家、数学家、文字学家。17岁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科。1906年毕业回国，任天津工学堂教授。1910年参加京试，中格致科举人，后转任武昌师范大学教授。1920年由教育部派赴欧美考察，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数学，1922年获硕士学位。

1926年，41岁的黄际遇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1928年北上任河南中山大学校长，一度还出任河南省教育厅长。在任期间，他以厅长的身份，与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等人共同参与制定了“解决安阳殷墟发掘办法”，化解了当时地方与中央在殷墟发掘权限上的分歧，为后续殷墟科学发掘扫清了制度障碍。

经黄际遇协调，河南大学获得了派学生参与殷墟田野发掘实习的资格，石璋如、尹达（李燿）等中国第一代殷墟考古大家，正是河南大学派出的首批实习生。他们后续进入史语所，成长为殷墟考古的核心骨干。

1936年，黄际遇返粤，仍执教中山大学，辛树帜为其门生。1938年日军攻占广州，他随校辗转播迁。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中大复校返穗，黄际遇乘木船从北江南下，10月21日道经清远峡时不幸坠江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