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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的开头就是一件案例。2020年12月一名突尼斯小商贩在省长官邸前自焚，起因是一名警官多次没收他的货物。还打了他耳光。北非和中东许多地方出现抗议示威，“尊严”一词反复出现在海报、网络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得出的结论是，“侮辱是最被低估的政治力量。”（导论，第1页）这几乎就已经引出了全书的核心议题：权力对羞辱政治的运用和无权者的被迫反抗。

弗雷弗特从世界近现代历史的研究视角考察“羞辱政治”如何作为一种政治权力运作进入社会实践，并且成为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因，深入地阐释“羞辱政治”在民族、国家和群体之间如何被制度化，如何在力量博弈、权力斗争中呈现压迫性的力量，以及如何遭遇被压迫群体的反抗。作者的研究方法跨越了传统史学的边界，既跨越了国别史、民族史的边界，同时把政治史、外交史与社会史、文化史、日常生活史、情感史、媒体研究、记忆研究等领域紧密结合起来。在研究中使用的史料既有官方文件、外交档案、媒体报道，也有私人笔记、书信、回忆录等一手史料。本书论述的内容非常丰富，“不管是羞辱还是侮辱，都包含了对社会权力的行使和无力感的体验，书中对这两种形式都有涉及。本书还对不同的人、群体、展示场所和机构加以关注：对肉刑、羞辱惩罚和名誉惩罚的利弊发表意见的法律人士；争论是否可以给孩子戴驴头帽或体罚他们的老师和教育部门；因军中虐待行为而愤慨的士兵和议员；考虑是不是应该或能够羞辱熊孩子的父母；发表评论的育儿指南和儿童读物的作者；让新人经历侮辱性入门仪式的青年团体和大学生社团；认为女性违背了女德或损害了民族荣誉，公开剪掉她们头发的普通公民；认为她的孩子在学校体育比赛中可能会受到侮辱的一位母亲；还有外交官和政治家，他们要么侮辱别人，要么假装被侮辱，使其利益合法化，并得到满足。”（15-16页）这里所列举的只是书中论述的部分议题，涉及的大多数行为人和事件来自欧洲，但是对其他地区也有不少论述，其中也有我们并不陌生的行为和事件。事实上，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羞辱政治的传统和源自本土文化的侮辱文化。但是作者同时强调指出的是，那些羞辱行为和事件往往都惊人地相似，“仿佛都取材于一个全球性的集散地，那里汇集了各种充满权力意味的实践和标志”（16页）。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在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中，国际冲突的羞辱政治与权力博弈的剧本的确都是共享的。

更重要的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羞辱者和被羞辱者都可以把侮辱作为一种武器，把自己的国民动员起来，把事件引向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向发展。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当外交在镜头前进行时，侮辱性的姿态和言语获得了一种在神秘兮兮的内阁政治时代不可想象的穿透力。……对于国际舞台上的羞辱政治来说，国民化和民主化是其重要的推动力，传播和评论这一政治手段的媒体，力量也不可小觑。媒体本身正越来越多参与其中：它们可以调查违反规范的行为，揭露和夸大所谓的侮辱，并要求制裁；它们可以通过嘲弄、漫画讽刺以及抹黑本国和外国政客，亲自下场加强侮辱的程度。”（11-12页）

由于“羞辱”（Beschämung）和“侮辱”（Demütigung）是该书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因此要厘清其涵义，作者在“导论”中对此作了阐释。首先是与“冒犯”（Beleidigung）的区别：冒犯是对名誉的侵犯，但是分量较轻，因为冒犯遵循的是挑战和回应的逻辑，被冒犯的人可以选择回应、反击。而羞辱或侮辱则是对被羞辱者或被侮辱者名誉的攻击，目的是损毁全部名誉和尊重，包括自尊。任何在公众面前、在观众面前受到羞辱或侮辱的人，都很难恢复他们的“社会评价”并实现他们对“尊重的要求”。比较起来，冒犯一般不以权力压迫和制裁为要素，而这两者都是羞辱或侮辱的要素（13页）。在我们语言经验中，一般来说，“冒犯”的确与羞辱和侮辱不容易混淆，比如人们有时会说“如有冒犯，敬请原谅”，可见使用语境就有很大差别。至于羞辱与侮辱，词义有点相近，但是在生活情境的使用中也能比较自然地区分开来。作者认为，这两个有时作为同义词使用，但是从历史和分析的角度来看有不同的含义。“羞辱直接关联着对集体或机构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并在内部施行。而侮辱是由内而外发生的：我们是我们，你是不同的，没那么有价值。”（15页）被侮辱的人越是卑躬屈膝，侮辱者自身的权力感就越强。羞辱当然也是用来强调权力差异的，被羞辱的人几乎无力反抗，但是在被羞辱者和羞辱者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等级关系。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差异，我们的日常语言并没有明确区分羞辱和侮辱，而且在法律界人士看来也因其概念上的不精确性，几乎无法在羞辱和侮辱之间划出一条清晰明确的分界线（同上）。这里讲的区分是内与外以及是否有等级关系，应该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在我们的语言经验中，权力差异与等级关系往往是不分离的，因此很难以等级关系作为区分羞辱与侮辱的差异性。

译者在“译后记”中对此作出的大致归纳可能表述得更清楚一些：Beschamung （羞辱），通常带有内在的自我感受成分，指向个体因被指责或被揭示某种不符合规范的行为而产生的羞愧，具有社会制裁的意味，但其核心是自我评价与社会目光的互动；Beleidigung （冒犯），多为言辞或陈述的攻击，遵循“挑战—回应”的互动逻辑，被冒犯者可以通过反驳、对等回击、法律手段或公开辩护来恢复自身名誉，因而冒犯在社会交往中具有即刻的对抗性与可修复性；Demutigung （侮辱），则是更为彻底的范畴性否定，涉及系统性、公开的贬损，旨在剥夺对方的尊严与自我价值，使其在观众面前丧失“社会评价”与“受尊重的权利”（Achtungsanspruch），可能造成长期的身份与社会地位损伤（390页）。但是也应该看到，这只是对于作者在该书的论述语境中，而且是在德国学术的背景中对这三个概念的使用作出的归纳。

在我们比较熟习的概念系统中，“侮辱”可能更多运用于法学领域中，是刑法中的一项罪名，指的是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开败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其法理依据是公民在社会生活中的人格与名誉权问题，需要根据刑法相关条文或调解机制予以解决。在学术领域中，“侮辱”较多在语用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中使用。“羞辱”是指向压迫性权力施加于他人的公开性、系统性的身份贬损和伤害，事关权力、尊严、体制、社会结构、长期心理创伤等议题，因此更多使用于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中。弗雷弗特的研究焦点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中的羞辱问题，与我们对羞辱这个概念的使用是比较一致的。

实际上，在历史学叙事中还有一个常用概念是“屈辱”，主要来自在历史叙事中对于羞辱事件、创伤经验的整合、重构和强化性表述，侧重于表达以国族为主体的创伤叙事，并且往往具有现实动员的政治性质。例如，一战战败后德国签署的《凡尔赛和约》在国内产生普遍的屈辱创伤情绪，纳粹党人在其崛起过程中不断利用和强化这种屈辱历史叙事，煽动极端民族主义，导致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和法西斯战争的爆发。在近现代历史研究中，“屈辱”概念与相关叙事是一个重要的、有其历史真实性的研究议题，同时也要防止陷入简单化、片面化和情绪化的叙事范式之中。弗雷弗特在她的这部著作中虽然没有把屈辱作为一个专门的议题来研究，但是在关于“侮辱”的历史叙事中，与屈辱的涵义相关的论述是不难发现的。因此，译者翻译“Demutigung”这个概念的时候，把它译为“侮辱/屈辱”（强调被动化、剥夺尊严与严重后果）（391页）。我相信这是对的，因为作为德国学者的研究语境中的“屈辱”概念与我们近现代史研究的百年叙事语境有着非常相关的互文性，对于涵义上的理解很有帮助。译者还进而提到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的《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l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2018；刘芳译，中译出版社，2021年），认为两本书不仅出版时间接近，而且都把“尊严”“羞辱／屈辱”置于分析的核心。“这说明两位学者从各自学科的视角（历史学与政治学／政治哲学）出发，同时注意到这一主题的现实性：在全球化、民粹化与媒体放大的公共领域中，尊严与屈辱的体验成为政治动员、身份政治与社会冲突的重要触媒。”（391页）实际上，福山这部著作针对特朗普执政、叙利亚危机等国际事件，从追溯“身份政治”的来源及变迁以及在现实政治语境中的实际呈现，围绕着身份、激情、承认、尊严、移民、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核心概念展开论述，分析在全球性的“民主衰退”与极端民粹主义崛起背后的真实动因，解决之途就在必须坚持构建一种以宪政主义原则、法治、民主责任制、平等的信念为基础的信条身份。因此，虽然该书并没有把“羞辱／屈辱”作为关键词，但是在关于“不被看见”的人如何不被承认、失去尊严的论述中，“羞辱／屈辱”也是必然要涉及的意涵。“福山从现代政治与社会心理出发，讨论尊严需求如何驱动认同政治与怨恨政治；弗雷弗特则侧重于历史上的具体实践、制度与观众的角色，揭示羞辱如何通过仪式、法律与外交等机制被制度化并留下长期后果。弗雷弗特的历史考察与福山的宏观政治论述相得益彰，将两者并置，有助于从理论上理解当代社会结构与政治动员的宏观政治逻辑，同时从历史微观层面把握实施羞辱的机制与后果，从而推动对‘尊严／羞辱政治’的更全面思考。”（391页）在这个意义上看，两部书是可以相互比较来阅读。

回过头来看看“羞辱政治”（Die Politik der Demütigung；The Politics of Humiliation）这个概念，显然是对一种政治行为性质的揭示。在我很有限的阅读记忆中，感觉以羞辱作为研究政治事件和行为的议题早已有之，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独立核心概念，第一次就是从弗雷弗特这部书接触到。但是在以往的交谈中，羞辱政治这个说法也是有过的，所谈论的具体事情直到今天还记得。为什么要把羞辱与政治联系起来？弗雷弗特的回答是：“谁在什么时候、针对谁、为何使用这些羞辱的方法，遵循的是一种政治的适宜性（Opportunitat），而这种适宜性又是与社会条件和道德情况紧密相连的。”（第6页）这里的所谓适宜性，或许还可以理解为需要性，这样的话更能与我们的阅读经验联系起来。弗雷弗特接着追问：“什么样的社会接受甚至要求进行这样的实践？哪些政权会给予侮辱活动空间，哪些会努力阻止这样的行为？”（同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从第一眼看到“羞辱政治”这个书名的时候，我马上想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当然这也是有个人的阅读语境所决定的。虽然当前所见的网络暴力中时常充满了羞辱性的言论和议题，但是在我们的童年记忆中的羞辱政治却是在烈日下或夜空下的公众场合中上演的，是身体、语言和行动的结合，是目光与声浪、哭泣与嘲笑、悲剧与喜剧的混合。记得读初中一年级去农村分校劳动的时候，一个同学被发现偷吃了别人的饼干，于是要他拿着那包饼干站在队列前做检讨。这种关于羞辱政治的认识早就复刻在成长记忆之中。后来更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权力对人的羞辱经常会在执行检查的关卡表现出来。作家陈若曦有一篇题为《照片》的散文，讲述她在过某地海关的时候，检查官员对她行李中的一千多张生活照幻灯片一张一张地在灯光下仔细观看。几个小时过去，她感到自己的忍耐到了极限，才敢问一声：“你们要找什么？”而她的先生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种显然超出常态、说不出任何理由的检查行为只能说是一场权力的羞辱。对于类似这种发生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羞辱行为，很值得研究的是羞辱者的心理与权力机制之间的真实关系，值得揭示的是某些羞辱者漫不经心的行为态度甚至是经常会蹦出来的一两句冷笑话是如何成为最具象征性的羞辱政治。多年前读过澳洲新闻记者、作家高夫力·白伦敦（Godfrey Blunden）写的小说《莫斯科的寒夜》（A Room on the Route，夏济安译，大地出版社，1985年3月再版），书中的女革命家兰吉看到在审判中的坦白是自我羞辱的行为，是创造历史的人向历史被迫低头；作者描绘了强大的国家力量与个人尊严的尖锐对立，但是前者越是残忍可怕，就越是彰显出后者的人性伟大与可爱。

弗雷弗特谈到1945年《联合国宪章》、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和1949年的联邦德国基本法都把人的尊严作为首要的、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国家有义务尊重和保护它。她指出，“启蒙时代的法学家们已经开始探究名誉和尊严这些概念。他们利用尊重自我和尊重他人等新构想，与侮辱名誉的传统惩罚体系相对抗。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世界是一个保护名誉和尊严的世界，它用这一有力工具来抵御社会侮辱和政治侮辱的毁灭性力量。”（第8页）实际上，正如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罗森（Michael Rosen）所说的，“在法律体系里统合尊严观念，没有国家比德国走得更远。”（罗森《尊严：历史和意义》，Dignit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石可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64页）在1949年5月24日生效、标志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第一条的“一”就是“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这一条原则被宪法法庭在各种情势下启用，各级法庭也对什么是侵犯人类尊严的行为达成一致，包括酷刑折磨、奴隶制、种族屠杀、非人道的惩罚、绑架、污名化、人体试验等等。“尊严”概念不仅仅是写在纸上，而且是在司法实践中被启用的；不仅是在一般的司法实践中启用，而且是在宪法诉讼中启用。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国的宪法诉讼机制中，德国的宪法诉讼机制具有独立性强、涉及范围广泛、违宪诉讼受理案数量极大等特点，除此以外，德国的这一机制不但不回避而且还积极介入政治问题（可参阅《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毫无疑问，把尊严问题放置于这一机制中，这是对羞辱政治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抵御，是检验对待人权和尊严问题的试金石。

从理论资源来说，弗雷弗特作为德国学者无疑深受康德的影响。她在引述了康德关于人的尊严的定义之后说，“这种尊严应该被承认，并得到尊重”，但同时也指出要让维护人的尊严成为国家的义务，在康德和他的追随者的时代还为时尚早（43页）。迈克尔·罗森认为“尊严”这个观念成为现代政治文明中的基本原则与康德的思想有直接的联系，他认为康德把尊严和所有人类都拥有的无条件的、内在性的价值联系起来，起到相当重要的、历史性的作用；康德关于人类应该被当作目的对待、永远不可以仅仅被当作手段的著名论断，使人们尝试着把对尊严的尊敬原则转化成实践性的道德和法律判定（罗森《尊严：历史和意义》，第9页）。另外我们还可以把黑格尔关于“承认”的理论与反抗羞辱政治的思想联系起来，因为黑格尔强调在人的主体性建立过程中相互之间的承认的重要意义，这也是对于羞辱政治极力贬低他人的理论驳斥。德国社会哲学家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就是以黑格尔的“承认”思想为基础，发展出他的“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他从规范性范畴出发建构爱、法律和共同体意识等三种承认模式，并且深信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承认模式与共同体的团结具有现实可能性（参见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Kampf um Anerkennung，1985；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这里所讲的承认与团结也正是弗雷弗特念兹在兹的消除羞辱政治的目标。

弗雷弗特很清醒地看到抵御羞辱政治的困难，直到今天无论在国际政治还是区域政治中，我们仍然要面对不断发生的羞辱政治行为和重大事件。虽然前面所讲的那个突尼斯小商贩的自焚事件引起的普遍共鸣，“‘尊严’获得了一种政治基调，让人想起从前欧洲的反侮辱行动：公民有权不受当局的侮辱、贬低和羞辱”（319页）。“然而，这并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进步和成功故事。 自由派中产阶级在其中也不是只扮演了光辉的英雄角色。相反，聚众围观羞辱的新的社会场所不断出现，而这些场所绝不仅仅吸引了乌合之众。市民阶层的观众也乐在其中并助长了这种现象，尤其是作为媒体的忠实用户。而媒体动用自身的力量进行炒作，让羞辱的螺旋曲线越升越高，并依靠公众的幸灾乐祸而生存。”（319页）说得很对，产生羞辱政治的权力往往从国家下放到社会，从机构转换到媒体，从广场搬到了网络，围观者数量远超以往任何时代。全书的最后一段表达了一种深深的忧虑和期望：“在无处不在的争夺权力和注意力的斗争中，人们普遍需要利用侮辱，将其作为提升政治、社会或文化地位的手段，这种需求与尊重他人对认可的渴望背道而驰。羞辱策略能否成功取决于观众的表现。是加入进来、鼓掌叫好，还是进行抵制、竭力抗争？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同上）我们只能说，只有当更多人了解羞辱政治的由来、性质和对人类价值的深重伤害之后，有更多人从旁观者转变为抗议者，才有希望遏制羞辱政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