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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浏览器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第二年，母亲杜氏就去世了。老太太不一般，极明事理，在家里拥有不小的权威。临死前，她召赵匡胤的心腹赵普进宫。当着赵普的面，太后问儿子：“汝知所以得天下乎？”随即郑重告诫：“正由周世宗使幼儿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长君，天下岂为汝有乎？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太宗赵光义，本名匡义，太祖即位后改）。”
宋太祖赵匡胤
去年陈桥兵变时，后周皇帝柴宗训不过是个七岁的娃娃。这一年，赵匡胤三十四岁，比周世宗柴荣去世时的年龄只小四岁，而长子赵德昭也才十岁。杜太后生在唐末，经历了整个动荡的五代（907-960），见惯了血腥的改朝换代。为了让赵家摆脱这一噩运，她这一不合常情的设计得到了赵匡胤的首肯。赵普作为见证人，就在老太太床前写好了誓书，并在末尾署上“臣普书”。这份誓书从此藏在一个神秘的“金匮”中（《宋史·杜太后传》）。
而司马光记载，杜氏临终时的安排，是让赵匡胤“以次传之二弟，则并汝之子亦获安耳”（《涑水记闻》卷一），即赵光义日后传位老三廷美，赵廷美再传给赵德昭。其实廷美和德昭叔侄不过相差四岁，显然与太后强调的政权稳定性无关，应当是赵匡胤为了保证皇位能回归自己的子孙，以廷美制衡光义。杜太后病危至死，历时一个多月，赵匡胤是个孝子，几乎天天守在母亲床前。关于皇位传承，母子间肯定有过充分的交流（王育济、范学辉：《宋太祖传》，人民出版社，2021年，683页），三传方案可以理解为母子二人相互妥协的产物。太后临终前召赵普进宫，等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了最终协议。
宋太宗赵炅
十五年后，太祖去世，赵光义顺利继位。仅仅三年，赵炅（光义即位后改名）就借故逼死了侄儿德昭。又过了两年，太宗着手对付弟弟廷美。“金匮之盟”中的重要角色赵普，此时又出场了。
太祖末年，身为宰相的赵普，和皇储赵光义的明争暗斗发展至水火不容，他甚至秘密向太祖建议废止金匮誓约。赵匡胤权衡再三，罢免赵普担任十年之久的宰相，让他离开了京城。如今太宗欲剥夺弟弟的合法继承人身份，这位当年的见证人恰好可以派上用场。于是赵炅召见昔日的对手，“以传国意访之”，试探他的口风，而赵普心领神会，进言：“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两人一拍即合，伪造了一份仅仅记载赵匡胤传位赵光义，不见再传三传的誓书，以掩人耳目。这份伪书公布几天后，赵普复相。第二年，赵廷美被流放到湖北房州（武则天曾将儿子中宗李显废黜，流放到此地），两年后死在了流放地。
赵匡胤生前恪守誓约，儿子却不得其死，论者往往为赵炅之冷酷、赵普之诡诈而欷歔。而在《宋论》中，王夫之谈及此事，却将矛头指向了宋太祖。
王夫之
船山云：
将欲公天下而不私其子乎？则亦惟己之无私，而他非所谋也。将欲立长君，托贤者，以保其国祚乎？则亦惟己之知所授，而固不能为后之更授何人者谋也。故尧以天下授舜，不谋舜之授禹也；舜以天下授禹，不谋禹之授启也。授禹，而与贤之德不衰；授启，而与子之法永定。舜、禹自因其时，行其志，而上协帝心，下顺民志，尧、舜岂能豫必之哉？
尧、舜禅让，传贤不传子。而帝位得之禅让的禹，却没有继续传贤，选择了传子。这并非禹有私心，而是历史情境使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的美好制度，任何成功的制度，都要和具体、特殊的现实局势相匹配。
自禹传子启以来，传子成了天下人认同的君位继承制度。如果出于个人信奉的理念，以天下为公器，以传子为私，那也只能限于自我实践，不能强行推广这一做法。如果因为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亟需有能力的君主，放弃传子，那也只能选定自己的接班人，不能预先替接班人选定接班人。尧将天下禅让给舜时，没有想过舜是否会同样禅让于禹；舜将天下禅让给禹时，也没有想过禹是否会传位给儿子启。舜行禅让，禹则传子，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境做出的选择，不是尧、舜能够预先策划的。
王夫之著《宋论》
吴寿梦为四世之谋，而僚死于光；宋穆公为三世之谋，而与夷死于冯。杂公私以行其意欲，及乱之生，慝作于骨肉而不可止。
违背深入人心的传子制度，设计再传乃至三传方案，会在骨肉间制造深刻的裂痕，酿成无从避免的悲剧。船山举了两个例子：春秋初年的宋穆公与春秋晚期的吴王寿梦。
宋宣公认为弟弟穆公比儿子与夷更有贤德，临死时把君位传给了弟弟。后来宋穆公为报答哥哥，同样舍弃儿子公子冯，把君位传给了与夷，并将公子冯流放到了郑国——此举暗藏玄机，不让公子冯留在宋国，和与夷确立君臣关系，是希望日后与夷传位给冯。
与夷即位后，郑国手握公子冯这一“奇货”，试图送其回国，取代与夷，于是宋郑之间爆发了绵延多年的战争，直到公子冯勾结宋太宰华督弑君，篡位成功。在这场悲剧中，孔子的先人宋司马孔父嘉（孔父是字，子孙“以字为氏”，遂有孔氏）忠于与夷，不幸罹难，子孙为避祸，离开了父母之邦，来到鲁国。
吴王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余祭，次曰余眛（《春秋》作‘夷末’），次曰季札”。最小的季札最贤，“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寿梦让诸樊继位，希望兄弟依次相传，最后传给季札，结果也引发了骨肉间的残酷杀戮。
老三余眛死时，“欲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于是余眛子僚即位。这引起了诸樊之子阖庐（公子光）的愤怒：“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史记·吴太伯世家》）于是在伍子胥推荐下，阖庐阴养死士专诸，等待时机。
鲁昭公二十七年（前515），乘吴国大军伐楚，国内空虚，阖庐设宴招待王僚，借机发动政变。王僚虽接受邀请，但戒备十足，从王宫至阖庐宅，一路布满甲士。进门后，“门、阶、户、席（酒席上王僚的座位），皆王亲（亲兵）也，夹之以铍（长剑）”。进肴者须在门外脱下全身衣物，换一套服装，然后膝行而前，“执铍者夹承之”，剑尖抵着进肴者的身体。王僚以为，如此防范，万无一失。不料专诸“置剑于鱼中以进，抽剑刺王，铍交于胸，遂弑王”（《左传》）。王僚、专诸和那条鱼同时开膛破肚，场面极其血腥。
王夫之认为，骨肉相残的根源，是当初的设计者“杂公私以行其意欲”。宋穆公传位与夷是“公”，期盼与夷传冯是“私”，这好理解。但吴寿梦希望季札继承君位，哪来的“私”？船山把答案留在了最后，他接着分析赵匡胤的错误：
宋太祖惩柴氏之托神器于冲人而传之太宗，可也。乃欲使再传廷美，三传德昭，卒使相戕，而大伦灭裂，岂不愚乎！我以授之太宗，我所知也。太宗之授廷美，廷美之授德昭，非我所能知也。……尧、舜不能必之于舜、禹，而己欲恃赵普之一人，以必之于再传之后乎？
赵匡胤有鉴于柴氏失国，接受母亲遗命，传位给弟弟，作为特殊局势下的权宜之计，无可指摘。但他心有不甘，自诩聪明，设计出“再传廷美，三传德昭”的方案，不仅未能替爱子巩固皇位，反而葬送了他的性命，还连累三弟，弄得一家人刀光血影，诚所谓愚不可及！
传位太宗，太祖可以做主。至于太宗会不会传位廷美，廷美会不会传位德昭，那时赵匡胤早已是垄中枯骨，岂是他左右得了的！别说宋太祖，就是圣王尧、舜，也自知力所不逮，不敢妄图约束自己的继承人，拟定再传方案。王夫之认为，杜太后临终召见赵普，其实是赵匡胤的主意。他希望让自己的心腹充当监督人，以保障爱子的帝位。这不过是痴人做梦。
变不可知者，天之数也；各有所怀而不可以强者，人之情也。以人而取必于天，以一人而取必于无定之臣民，则天、人无权，而惟己之意欲。圣人之不为此也，所以奉天而顺人也。且使太宗而能舍其子，以传之弟与从子也，不待吾之郑重也。如其不能，则骨已朽，言已寒，与闻顾命之赵普且笑我为误，而况拜爵衔恩于太宗之廷者乎？以己意期人，虽公而私；观之不达，虽智而愚。乃以不保其子弟，不亦悲乎！
世事无常，局势变化不可预知，这是万能的主宰者的权柄；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意愿，不可能强迫他们衷心接受他人的选择。一个人，要求上苍按照他的意愿行事，一个个体，哪怕贵为君主，要求治下所有臣民无条件拥戴他的决定，难道上天和普天下的个体都丧失了自我意志，听凭这个人操纵吗？圣人则不然，尊重现实，顺应臣民的意愿。
如果宋太宗由衷感激哥哥，愿意将皇位传给弟弟和侄儿，不需要太祖郑重地以誓书加以约束。如果太宗本人并不情愿，兄长尸骨已寒，连在赵匡胤的设计中充当监督人的赵普，都转而投靠当今圣上，借批评太祖来献媚，更何况满朝都是太宗提拔的官员，区区一纸誓书又有何用？
“以己意期人，虽公而私”，这句振聋发聩的话，是儒家的精髓之一。寿梦强人所难，要求子孙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哪怕其意愿是天下为公，这也是“私”。没有开阔的胸襟，不承认人世间诸多事务超出了个人掌控，绞尽脑汁，设计再精巧，也不过是精致的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