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技术迭代的全面加速，人文学科研究应当如何自处？洪亮认为，关键取决于对问题做什么样的对焦。

技术的发展不仅是技术问题，还蕴含着人类未来的愿景。如果只是跟随大模型的迭代去做研究，可能每过几个月就是完全不同的天地；但如果将问题转向“技术发展蕴含了什么样关于人的愿景”，就变成了一个长周期的问题。

因此，在洪亮看来，文科基础研究不能仅仅被动地跟随技术的发展，而应该具有主场意识，把关注点聚焦于更为长周期的问题。

“数字时代的人论”文库

洪亮主编，[挪]阿恩·约翰·维特勒森 等著，张若愚 等译

商务印书馆 2025-5

洪亮指出，目前对于AI会如何改变人类社会存在各种观点，但那只是一种关于未来的愿景。如果我们顺着愿景去考虑现在的生活，很容易有一种挫败感；而如果从我的当下的生活出发，可能会为未来的情况提供一种对冲式的实践。

当前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更加偏重技术能够做什么，相对缺乏用户视角。但当我们从普通用户的立场重新审视人与技术的关系时，其中实际上包含了个体的选择与价值取向，这是理解技术影响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02

我们处在“失控的演化”之中

刘业进回溯人类经济史指出，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人类都处在一种毫无变化的生活节奏之中。在现代智人约20万年的历史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技术爆炸”有两次，一次是定居农业的出现，另一次是1700年代以来的技术革命。而我们当下所处的，正是工业革命之后持续加速的技术发展期，这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是极为特殊的时间段。

刘业进认为，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对过去的经济学形成了挑战。经济学建立在“欲望无限与资源稀缺的矛盾”这一命题之上，但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物质层面的稀缺已被大幅缓解。同时，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发展会创造就业。但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劳动力要素的需求也已经下降，因此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可能需要改变。

不过，刘业进也指出，虽然AI会带来劳动力的替代，但仍会有新的就业形态出现。传统经济学关注的物质匮乏问题已经没那么紧迫，但可能会在新的领域会出现新的匮乏，比如在心智活动的领域出现新的供需关系。

传统与秩序：伯克、法国大革命与西方政治的演化

刘业进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史宬 2024-9

他进一步提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失控的演化过程”。他指出，“演化无目的，演化无方向”是演化的基本规律，无论是生物的演化还是文化的演化都遵循这个规律。当技术自身形成一个独立的演化域，它的演化便不受人的控制。

在这一意义上，AI对人最大的威胁是它正在侵蚀“人是目的”这一最高的道德准则，使人变成服务于技术进步的工具。

因此，刘业进呼吁，要始终强调人的主体性。在他看来，人是万物的灵长和地球的主宰，不应在技术的持续发展中放弃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坚持，否则失控的技术最终可能对人类有伤害。

03

在AI时代看见“人”

在这场对谈中，洪亮和刘业进都反复提到AI时代“人”的重要性。

洪亮表示，19世纪后半叶以来，我们谈论的“人”更多是指进化论或科学主义意义上的human being（人类），而观念维度的being human（何以为人）是严重缺失的，这种失衡是当代考虑“人”的问题的困境源头之一。

他通过回顾思想传统指出，在近代世界，人们从自然法和自然人性的角度去理解人，然后在自然人性的基础之上配搭上一套道德承诺。用康德的观点表述就是，人是横跨自然界、现象界和本体界的存在者，它既是自然的，同时又享有自由。

二战之后，在对种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反思中，这种道德承诺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近代康德哲学意义上的自由，而变成了人类不分种族的平等，它其实包含一种通向普遍繁荣的希望。

从近代到现代，这一观念结构的演变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理解“being human”的精神遗产。而我们今天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些精神遗产的基础之上，结合当下的技术发展，给出一种“being human”的新解释。洪亮把这个问题称为“人之为人的奥本海默时刻”。

刘业进则谈到，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盲区是“只见物不见人”，其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推动经济增长、促进消费、满足就业，但它没有研究人的目的是什么。然而，无论技术进化到何种程度，它终究是为了满足人的目的。但在如今的现实中，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很多时候已经成为了目的本身。

因此，刘业进表示，我们不能仅研究财富的增长，还要研究人的道德情操。我们应该真正把人当作目的，关注如何形成一个良性的社会，使每个人都作为“人”而被尊重，而不被技术和任何其他的强制力所宰制。

编辑 | 李俊浩

统筹 | 钱琪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