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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浏览器那是1987年的夏天，毒太阳把村口那条土路晒得直冒白烟，道两边的旱柳耷拉着叶子，连知了都热得懒得叫唤。我那时候刚上小学，正趴在院子里的破草席子上写暑假作业。我娘坐在堂屋门槛上缝鞋底，粗糙的麻线勒进她布满老茧的手指里，发出轻微的“哧啦”声。
这时候，院门外头有了动静。说是院门，其实也就是几根破木头拼起来的柴扉。一个人影在门外晃荡了两下，接着推开虚掩的门把子，步履蹒跚地迈了进来。
我抬眼一看，是个老头。那老头瘦得皮包骨头，穿一件看不出本来颜色的粗布对襟褂子，褂子上全是汗渍和泥点子，下身是一条挽到膝盖的黑布裤，脚上趿拉着一双开了口的破布鞋。他背着个打满补丁的褡裢，手里拄着根发黑的柳木棍，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阵风就能吹倒。最让人瘆得慌的是他的眼睛，有些浑浊，但看人的时候直勾勾的。
老头站在院子里，舔了舔干裂起皮的嘴唇，声音嘶哑得像两块砂纸在摩擦：“大妹子，讨口水喝，行行好。”
我娘放下手里的鞋底，站起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没多问，转身进屋舀了一大瓢井水递过去。老头接过来，喉结上下翻滚，“咕咚咕咚”一口气灌了个底朝天。喝完水，他没走，浑浊的眼睛盯着我家灶间那个方向，喉咙里咽了一口唾沫。我娘顺着老头的眼光看过去，知道他是饿极了。
换作村里旁人，给口水打发走也就算了，毕竟家家户户日子都不宽裕。但我娘心软，她常跟我说，谁还没个遇到困难的时候，能搭把手就搭把手。她叹了口气，对老头说：“大爷，您先在树底下阴凉处坐会儿，我给你弄点吃的。”
我当时就不乐意了，跑过去拽我娘的衣角，小声嘟囔：“娘，家里就剩下底那么点白面了，我还盼着过生日吃顿饺子呢。”我娘瞪了我一眼，把我扒拉到一边：“去去去，小孩子懂什么，人命关天，饿死在路边算怎么回事。”
我娘进了灶间，不仅舀了小半盆白面，还狠了狠心，从瓦罐里摸出几个平时攒着准备换油盐的鸡蛋。和面、揉面、擀面片，她的动作麻利。灶膛里的麦秸秆烧得劈啪作响，不一会儿，铁锅里的水开了，她把切好的宽面条下进锅里，又卧了两个荷包蛋，最后从油罐底刮了一丁点猪油花扔进去，撒上一把葱花。那香味顺着灶间飘出来，我闻着直咽口水，心里满是委屈。
一大海碗热腾腾的汤面端到了老头面前。老头看着碗底那两个白白胖胖的荷包蛋，愣了一下。他抬起头看了我娘一眼，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最终啥也没说，低下头就开始狼吞虎咽。他吃得极快，连嚼都不怎么嚼，烫得直吸溜也顾不上停筷子。我眼巴巴地看着他把一大碗面连汤带水吃了个干干净净，连碗边的葱花都用舌头舔进了嘴里。
吃完面，老头拿袖子一抹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站起身，背起那个破褡裢，没有马上走，而是绕着我家这破落的院子转了一圈。最后，他停在我家西边那间黄土夯成的偏房前，又看了看门外那棵早些年被雷劈死、只剩半截黑树干的老榆树。
老头转过身，神色突然变得很端庄，一点都不像个讨饭的叫花子。他直勾勾地看着我娘，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午后听得真真切切。
“大妹子，你这碗面，里面有俩鸡蛋，这是救命的恩情，也是积德的善根。我一个过路的人，身无分文，没啥好报答你的。送你两句话，你千万记在心里头。”
我娘双手在围裙上搓了搓，勉强笑了笑：“大爷，看您说的，一碗面值当什么，您吃饱了就赶路吧。”她是个本分农妇，对算命看相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从来都是敬而远之，全当是老头客套。
老头没理会我娘的推脱，竖起两根干枯的手指头，一字一顿地说：“第一句，明年入夏，要是下大雨了，你瞅着后院那口老井，如果往上翻黄泥浆子了，千万记住，西边那间土坯房，夜里决不能留人睡，神仙老子来了也得搬出来。”
我娘愣了一下，转头看了一眼西屋。那是我的卧室，虽然破，但夏天凉快。
老头接着说：“第二句，别天天晚上站街口往西望了。等你家院门外头那棵雷劈死的枯榆树抽了新条子，你日夜挂念的人，也就平平安安全须全尾地进家门了。”
说完这两句话，老头没再多做停留，深深地给我娘鞠了一躬，转身拄着那根黑木棍走出了院门。我跑到门口去看，只看到他顺着那条冒着白烟的土路越走越远，背影在热浪里扭曲模糊，最后拐了个弯就不见影了。
我娘站在原地愣了半晌，随后苦笑了一下，走过来敲了一下我的脑袋：“傻看啥，赶紧写作业去。”
时间就这么不紧不慢地往前走。转眼间到了1988年。那一年的日子格外难熬。我爹依然杳无音信，同村去山西挖煤的几个劳力陆陆续续都回来了，有的带了钱，有的受了伤，但唯独没有我爹的任何消息。有人背地里嚼舌根，说我爹肯定是在小煤窑里遇了矿难，被黑心老板随便找个坑埋了；也有人说我爹是在外面发了财，看上了别的女人，不要我们娘俩了。
我娘白天在地里干活跟没事人一样，晚上却常常一个人坐在煤油灯下偷偷抹眼泪。每次听到门外有狗叫，她都会猛地站起来跑出去看，一次次满怀希望，又一次次失魂落魄地回来。老头说的那第二句话，我娘嘴上不说，但我知道她心里其实是存着一丝念想的。每天早上扫院子，她都会有意无意地在门外那棵死榆树下站一会儿，盯着那焦黑的树干看上半天，哪怕什么都没有，她也还是日复一日地看。
到了1988年的夏天的时候，大概是农历六月十几号的光景，天象突然变得极其古怪。头一天傍晚，西边的天际红得像是在滴血，空气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院子里的蚂蚁成群结队地往高处爬，黑压压的一条线。到了夜里，狂风大作，紧接着大雨瓢泼而下。
这场雨下得简直邪门，不是那种一阵一阵的雷阵雨，而像是天上漏了个大窟窿，白花花的水柱子直直地往下砸。雨点打在屋顶的青瓦上，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轰鸣声。
雨下到第二天，院子里的水已经没过了脚脖子。下到第三天下午的时候，天黑得像锅底一样，村里的土路全变成了泥河，出门都成了奢望。我家那间西边的土坯房常年受潮，墙根底下的泥皮已经被泡得直往下掉渣子。
那天傍晚，我娘披着塑料布做的简易雨衣，去后院的露天老井打水准备做饭。没过一会儿，我听见她在后院惊叫了一声。我吓得赶紧跑过去，只见我娘脸色煞白，手里的水桶掉在地上，呆呆地指着井口。
我凑过去一看，也吓了一跳。平时清澈见底的井水，不知道怎么回事，水位涨得离井口只有不到一米高，而且水面在剧烈地翻滚，底下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搅动一样，不断地往上翻涌着浑浊发臭的黄泥浆子。
我娘浑身打着哆嗦，雨水顺着她的头发往下流，流进她的眼睛里她都顾不上擦。她一把死死抓住我的胳膊，力气大得让我生疼。我清楚地听到她哆哆嗦嗦地念叨了一句：“翻黄泥浆子了……老头说的话……应验了！”
她像疯了一样把我拽回堂屋，二话不说，冲进西屋就开始往外搬东西。被褥、衣服、我的书包，凡是能搬动的，她全都不顾一切地往堂屋里扔。
“娘，你干啥啊！这么大雨，东西都弄湿了！”我急得大喊。西屋虽然漏雨，但也比没地方睡觉强啊。
我娘根本不听我的，一巴掌拍在我的后背上，声音尖锐得有些走调：“别废话！今晚你在堂屋打地铺，死也不许进西屋！”搬完东西，她还不放心，拿了一把沉重的大铁锁，直接把西屋的木门给锁死了。
那天晚上，外面的雨声风声像鬼哭狼嚎一样。我和我娘缩在堂屋的地铺上，点着一盏微弱的煤油灯。我娘紧紧地抱着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西屋的方向，身体一直在微微发抖。受她的情绪感染，我也吓得睡不着。
大概到了后半夜两三点钟，风雨声稍微小了一点，就在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突然听到西边传来一阵极其沉闷的“轰隆”声。
我娘尖叫一声，紧紧捂住我的耳朵，把我压在身下。
我们就这样熬到了天亮。雨终于停了，东边泛起了一丝惨白的亮光。我娘手脚并用地爬起来，打开堂屋的门。我跟在她身后探出头去，只看了一眼，整个人就僵住了。
我家那间西屋，没了。
原本放着我那张小木床的位置，当时被一根粗壮的断梁死死压着，上面堆满了泥浆和残砖。如果昨晚我睡在里面，大概早就成了一滩肉泥。
我娘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泥水里，看着那片废墟，捂着脸嚎啕大哭起来。那是劫后余生的恐惧，也是对冥冥中某种力量的敬畏。她一边哭，一边对着虚空磕头，嘴里语无伦次地念叨着：“老神仙呀……谢谢大爷……”
大难不死，但生活还得继续。村里组织了人手帮我家清理废墟。大家听说了我娘提前把我拉出来的事，都觉得不可思议。
雨后的几天，天气出奇的好，阳光也很毒辣。那天中午，我娘正端着一盆洗好的衣服去院子外面晾，我在院子里帮忙拿夹子。
突然，我听到院门外“哐当”一声，是搪瓷盆掉在石头上的声音。
我赶紧跑出去，只见我娘呆呆地站在那棵被雷劈死的焦黑榆树下，死死地盯着树干的一个分叉处。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在焦黑干裂的老树皮裂缝里，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倔强地钻出了一簇嫩绿嫩绿的芽苞。那一点绿意，在刺眼的阳光下显得那么不真实，却又生机勃勃。
“枯榆树……抽新条子了……”我娘颤抖着伸出手，想摸又不敢摸。
就在这时，村口那条土路上，传来了沉重拖沓的脚步声。
我和我娘同时回过头。一个男人正步履蹒跚地朝我家走来。他头发长得像野人，身上穿着一件辨认不出颜色的破旧劳保服，脸上满是洗不掉的煤灰印子，背上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帆布包。
“孩儿他娘，我……我活着回来了。”
那是我爹的声音。
我娘再也控制不住，疯了一样扑过去，紧紧抱住我爹，哭声撕心裂肺，把这大半年来的委屈、绝望、恐惧和期盼全都哭了出来。我也跑过去，抱着我爹的腿大哭。
后来我们才知道，我爹在山西干活的那个小煤窑真的出了事，透水事故。他们在井下被困了整整八天八夜，靠喝泥水熬了过来。被救上来后，老板怕事情闹大，把他们秘密转移到深山的破庙里养伤，扣了他们大半年，不让寄信，也不让走。
直到前不久风声过去了，才给了他们一笔补偿款，把他们趁夜扔在了火车站。我爹腿受了伤，一路上倒火车、转汽车，最后靠着两条腿走回了村里。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坐在堂屋里，桌上放着我爹带回来的一摞厚厚的钞票。我娘没有看钱，而是拉着我爹的手，把去年夏天那个算命老头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我爹听完，久久没有说话。他点燃了一根旱烟，狠狠地抽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的眼角闪着泪光。他站起身，走到门外，对着夜空中不知道哪个方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打那以后，我家门前那棵老榆树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后来枝繁叶茂，夏天能遮蔽大半个院子。那间倒塌的西屋，我爹用带回来的钱重新翻盖成了砖瓦房。至于那个算命的老头，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也没有在十里八乡听说过他的任何消息。他就像是一阵风，吹进了那个炎热的夏天，留下了两句救命的话，然后彻底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和父母都搬进了城里的楼房，日子过得富足安稳。我娘也成了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但她依然保持着那个习惯：如果在街上遇到真正遇到难处的流浪者，她总会买两个热乎乎的肉包子递过去。
她总是跟我说：“你得记住，人在做，天在看，心存善念，总会有回响的。”
在你们的成长过程中，或者在你们老家农村的长辈口中，有没有听过或是亲身经历过这样因为一次不经意的善举，最后却阴差阳错改变了命运的真实故事呢？如果有的话，不妨在评论区说出来，让我们一起听听那些被岁月掩埋的、关于善良的温暖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