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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浏览器作家邱华栋出生在新疆天山脚下的昌吉，他的父母是支边青年，上世纪50年代从河南去到新疆。童年的经历让邱华栋对新疆的山川风物、人文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关于新疆，邱华栋写下《空城纪》《龟兹长歌》，以及这部最新出版的《敦煌变》。在新书中，邱华栋以十个代表性的敦煌石窟为主线，以敦煌壁画内容为支撑，以贯穿古今的人物为主角，思考敦煌之于今天的文化价值、信仰含蕴和现实意义。
值此书出版，近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名家新作”阅读分享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邱华栋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张晓琴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黄维忠展开对话。
邱华栋作品《敦煌变》
邱华栋自述，自己十四五岁就开始写作。在50岁的时候，自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少年站在天山脚下，远远看着巍峨的博格达峰。那个少年就是我自己。醒来后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50岁的人，但也突然觉得，我好像有了能够书写新疆历史的能力。”
此前邱华栋做了很多年的积累，用几十年的时间在看西域历史地理的材料，包括各种史料、地方志、植物志、河流传记等等。
在阅读的基础上，邱华栋以小说来呈现敦煌。“《敦煌变》中，我选择了10个洞窟，把敦煌从西晋到宋代1000年的开窟史串联起来。这部小说的结构像一个手串——10颗珠子，第一颗和第十颗颜色相同，相互呼应。 ”
《敦煌变》中，邱华栋以洞窟实景和壁画故事为骨架，塑造了十位身份各异的人物：沙门、凶徒、画匠、女子、士兵、商人、粟特萨保、刺客等。僧俗、文武、胡汉各色人物在石窟内外交织命运，覆盖一千八百年的丝路历史。
小说中有一个贯穿首尾的人物“赵娉婷”——开篇部分，她是令狐安出家前的未婚妻；末尾第17窟中，她变成了到敦煌研究院工作的同学。两个同名但相隔一千八百年的女性，以这种方式首尾相连。邱华栋在后记中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意图：“大多数游客在敦煌，很难建立对敦煌的更加深刻的联系，转一转、看一看也就走了。而一定有些人，和敦煌莫高窟的那一个个洞窟建立了生命中最为深刻的联系，那是情感的、血缘的、生命的、命运的深刻联系。”
活动现场
对谈环节，张晓琴梳理了邱华栋的创作脉络并认为：“他在非虚构与虚构之间，在大量史料考据与当代想象之外，完成了一种当代视角下的历史书写。”黄维忠对于“敦煌变”的“变”字心有戚戚，作为敦煌学研究者，他注意到小说中涉及的洞窟、壁画内容、历史人物与事件，与学术研究有诸多关联，“《敦煌变》以洞窟形式串起故事，涉及158窟、359窟这些中唐时期的洞窟，读起来十分亲切。第十窟中出现的‘鸿雁’这个名字，在敦煌藏文文献和藏文书信中也经常出现，读来格外熟悉。”
杨庆祥认为《敦煌变》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变”——变动不居、古今之变。他说：“《敦煌变》把静止的、固态的历史景象，变成一个‘飞天’般的活像。‘变’构成了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和核心要素，中国文化正是在不停的变化中才找到它的川流不息、生生不息。”
邱华栋在分享会上详细介绍了自己如何挑选要写作的洞窟。“敦煌现在有七百多个洞窟，有壁画的四百多个。作为小说家，我要找有故事的洞窟，同时能以点带面把敦煌的千年历史呈现出来。”
他特别提到第359窟。“359窟是一个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家族供养的石窟。有意思的是，里面的供养人，几代人的女眷全都穿着汉族服饰，说明这个家族娶的女士全是汉族。但几代男主人的服装变化却很大，既有粟特人的装扮，也有唐代的衣服。”邱华栋总结道，“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不就是融合吗？这个家族一心向大唐。我捕捉到的这些历史中非常微妙的信息，对当代人是有意义、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