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使用下方推荐的浏览器访问

乩盘，来源：黎志添《了解道教》，三联书店（香港）2017年

一、“亡灵”的言说

1897年4月20日，巡抚陈宝箴主持的湖南新政已经展开，吴樵在湘办理矿务，为订立买卖合同，随矿局总办邹代钧赴湖北。抵达汉口后，吴樵突然发病，一度十分严重，至5月10日稍有好转。好景不长，吴樵弟弟以棨后来谈到，其兄“自服紫雪一丹后，历十日备受痛苦”。紫雪丹为中医常用药，以羚羊角、木香、犀角、沉香、丁香等调配而成，功能为清热解毒、镇痉开窍，主治热病。服丹后，吴樵病情逐渐加重。当时陪护的邹代钧、梁鼎芬等人多次通过便条、书信向朋友汪康年告知病状，借助这些，大致可复原吴樵病情变化过程：十日内，吴樵情况多次反复，15日病重，一度有所缓解，至20日夜全身疼痛，服药后稍镇定，21日当天，吴樵自己清楚已是回光返照，趁神气清朗，他写下致父亲吴德㴋（时署浙江山阴县知县）的遗书，次日病故。

这些关于病情的便条、书信密集出现，说明友人极度担忧。邹代钧、梁鼎芬信中皆有“心为之碎”“痛心之至”等语，显示事发突然，同人毫无心理准备。谭嗣同撰《吴铁樵传》，将这一感受层层写出：“铁樵之疾也，咸谓铁樵必不死。铁樵非有甚疾也，即不药，铁樵必不死。铁樵连误服药，意其体壮实，其脏腑能抵拒之，铁樵必不死。既不然，中国不有铁樵；中国有铁樵，则中国之事之待于铁樵者不知凡几，铁樵必不死。而铁樵竟死。然则吾又将奚适也！”在小传中，谭详尽描绘吴樵容止：“体貌甚伟，有仪可象，骨开张而气沉肃，目精炯炯然。”吴德㴋在讲究形貌应对的举人大挑中名列一等，吴樵也承继父亲优长。如此，其猝然离世更让人悲痛。

吴樵离世当日，邹代钧、梁鼎芬立即电告汪康年：“铁樵今申故，缓告山阴。”数日后，邹再致信说：“海内知交几人，造物无情，夺我良友，令人难搔首问苍天也。”因担忧吴樵家人悲痛过度，邹代钧希望能向吴樵祖母隐瞒消息，并请陈三立、汪康年、梁启超其中一人，前往山阴劝慰吴德㴋。其实，邹代钧邀请吴樵入湘参与新政，又亲历其生命最后岁月，内心也充满痛苦。他以新式地理学名家，任职矿局时，分心编绘地图，吴樵在这方面提供许多助力。现在吴樵已死，邹自称“寸心欲碎，万念俱灰”，且地图、矿务，一人难兼两事，向汪康年倾诉有意离开湖南。尽管邹代钧之后因故仍留矿局，但此时信中吐露，无疑发自真心。

叶瀚是吴樵另一好友。吴、邹至鄂后，三人还见面聚谈，十分畅快，也许这是最后一次相聚。5月26日，叶瀚向汪康年表示：“铁樵之变，人世之厄，同志者应为天下恸哭，其私惨何可言。”一个人的离去，其实只对身边亲友有具象意义。此处言辞夸张，说明事变冲击之巨，也流露出这批士人革新天下的志趣。叶瀚进而对汪康年说，“二三同志以后当心中常有此人，则铁樵为不死矣。苟心中常念铁樵，望友朋协力成事之，永怀不已，则铁樵尤不死矣”。

忘却是真正的死亡，吴樵的朋友不约而同地想到这一点。谭嗣同得知噩耗，要求汪康年、梁启超寄去吴樵相片，以释远怀，即是“心中常有此人”“常念铁樵”“永怀不已”的具体表现。可以想见，现在能够见到的信件，只是当时难以抑制情绪的碎片。但仅仅是这些，也足够让人感到其中的惋惜与遗憾。

梁启超当时很年轻，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只能以一贯激烈的语气抒发哀悼：“天道无知，人事无常，以季清（吴德㴋）之厚德，而有此惨报，伤哉伤哉！同志之中，求其志趣、聪慧、学行如铁樵者有几人，所学未成，赍志以没，岂直季清之不幸哉，吾党殆不为天所祐也，不然何夺我铁樵如此其惨也。”这一士人群体自我认同强烈，故有“同志”“吾党”的指称。

梁启超与吴氏父子都喜好佛学，这或者是邹代钧希望梁出面劝慰吴德㴋的考量之一。现存一封梁启超为此致吴德㴋的书信，通篇以佛学贯穿，起首便说：

今试问公生天成佛之说，信其必有乎？抑谓其必无乎？必曰信有哉。欲生天成佛，其道何由？必厌离世间五浊臭秽，脱屣躯壳，修菩萨行，此不二法门也。

厌离世间五浊臭秽，脱屣躯壳，指吴樵病故，远离尘世。梁启超将吴樵之死喻为成佛，进而说“公之悲不可解，超无他言”，只是请吴德㴋读佛经中悉达多太子（释迦摩尼）出家一节，“彼净饭王之哀悼，姨母之惨怛，四妃之号踊，谅今日君家亦不过尔耳”。净饭王是太子父亲；太子出生七天，母亲摩耶夫人离世，姨母摩诃波阇波提抚养其成人；太子出家前有三位妃子，“四妃”或是误写。梁启超认为，吴樵去世，与悉达多出家意义相同，是“坐菩提树下成正觉，转大法轮，度一切众生”，不必再为此哭泣。

不过，佛法终有些虚悬，梁启超尝试从实处劝解。他说，自与吴樵相识以来，日日都听他诉说自己出世的想法，且他的出家之念，并不自今日始，更非他一人所有，夏曾佑、谭嗣同乃至自己，都久有此愿，只苦于没有机缘。的确如此，吴樵赴湖南办矿之前，曾回家乡四川，由川赴鄂途中致梁启超信称：

今日登酆都平都山，林木翛然，有出尘之想。上有仙人阴长生、王方平遗迹，吾辈日逐软红，念兹大计，辄复不怿。碎佛比有何开悟，常得信否？迩来得炼气法，甚简，据言三年即可出神，如行之有效，当与同志共享之。其法公而不秘，当可信也。卓公。樵顿首。

阴长生、王方平均为道家仙人。吴樵登平都山，见二仙人遗迹，觉其追逐的繁华热闹乃至同人从事的维新行动（“大计”）均易影响心绪。在信中，他询问夏曾佑（碎佛）最近有何开悟，并与梁启超谈论能够助人出神的炼气法，不难感受到其低落迷惘。在另一函中，吴樵更言：“每至苦时，辄想华严圆界，顿觉诸魔俱消。”

梁启超劝慰说，既然吴樵本有出世之想，此时亡故，与出世并无不同。盖“天下事有聚必有散，有乐必有苦。聚焉而乐，必散焉而苦；久聚焉而大乐，必骤散焉而大苦。犹之昔也，则无取其大苦焉者，故不如靳其久聚之为得也。今夫聚则何乐矣。天下之苦恼，未有不生于躯壳者。躯壳与躯壳日相处，则苦恼如丝织，日结日深而不可解”。吴樵脱去躯壳，实则脱离此间无量苦海，不必以彼之乐为我之苦。在信末尾，梁启超称：“铁樵在鄂附乩传语，其词甚详，由熊秉三带来，今以寄上，益可见铁樵之未死也。且其末语自言乐矣，而我辈从而自苦何为也。”

乩语是与亡灵沟通的产物。5月25日，吴樵遗体出殡，停棺于正觉寺。吴以棨在兄长病逝前一日到鄂，见到他最后一面，紧接着便操办葬礼。28日为公祭之期，祭奠结束，亲友进行扶乩。在晚清，扶乩是流行于全国的仪式，此时举行尤可以理解：吴樵去世突然，这或许可以弥补友人遗憾。

按仪式举行的一般情形，吴樵“亡灵”会附身于乩童，以鸾笔为媒，在沙盘上写字与亲友直接对话。熊希龄（秉三）亲身参与扶乩，赴上海时，将乩语捎给汪康年、梁启超，汪康年分赠各方。据梁启超说，吴樵“亡灵”在对话结束之时，“自言乐矣”，梁因此请吴德㴋勿再自苦。尽管梁只提到这一句，但他愿意将乩语寄给吴德㴋，且以此证明“铁樵之未死”，说明他大致认可内容。

扶乩，来源：黎志添《了解道教》，三联书店（香港）2017年版

乩语原文不可见，据零碎片段，可拼凑出“亡灵”言说大概。谭嗣同在6月读到乩语，致函汪康年，称：“（奉）所寄手书，并乩坛铁语一纸，此事切不可信”，又发挥说：

沅帆、伯纯、浩吾皆明伟渊通之士，何遽为此？岂非于教务未甚考察耶？沅帆极不信教，公亦不信教，试一信教即能见此事之本原，必不为所惑矣。凡乩者皆人之意识练而成神，名曰识神，故有时极灵验；久之将化为邪魔入人之藏识，或眩乱而成疯颠，或夺感而致凶死，或流衍而成信鬼之俗，数世不绝，害将不可胜言。原纸缴上，并批其后。如有书往鄂，请力阻诸君勿复为此，且其中无一语能知鬼神之情状者，岂吾铁樵乃弇陋如此哉？辱吾铁樵甚矣！

“沅帆”，邹代钧；“伯纯”，张通典；“浩吾”，叶瀚，三人大概都亲临扶乩现场。此处之“教”当是佛教。谭嗣同并没有否定“乩”的存在，只是认为扶乩之降坛者“皆人之意识练而成神”，久之将化为邪魔，入人藏识，致人“疯癫”“凶死”或流衍而为信鬼之俗，因此“扶乩断乎不可为”。“藏识”为佛教观念，即阿赖耶识，是承载个体一切生命经验之物，也是世界人生最直接的本源，藏识若被邪魔所侵，后果难以挽回。“有时极灵验”一语似有实指。同样读过乩语的孙宝瑄说，吴樵降坛“与诸弟谈语家事，琐细悉合。自云为庸医误，满纸伤感”。“家事”具体细节不详，为庸医误情节即前文所说服用紫雪丹事。谭嗣同建议说，如果想与死去的吴樵对话，不可通过扶乩，而应该通过禅定，请汪康年劝阻湖北诸君勿再如此。可惜谭嗣同言论并非针对乩语本身，因此难见更多细节。

王修植出身进士，此时在天津，作为吴樵好友，同样收到乩语。在回信中，他说：

铁樵物化，同志均大悲。前寄鄂中扶乩铁桥降坛语一纸，此事大非吾辈所应为，其中鄙陋不堪之语甚多。如“死葬西湖。愿依岳墓”等词，恐铁桥生存决不作此语。良友不幸而死，奈何既死而复诬之？

据此，乩语中出现埋葬地点的选择，葬于西湖，很可能因吴德㴋五月由山阴转任钱塘，有就近的考虑。尽管王修植认为乩语不可信，并以埋葬地点选择论证乩语鄙陋不堪，但吴樵最终埋葬于此。谭嗣同撰哀吴樵联语，记：“达县吴樵，死于湖北，其父季清先生，知县钱塘，因葬诸西湖之上。”

“亡灵”谈论家事、为庸医所误、埋葬地等内容，基本和现实世界的情境相接。据谭嗣同说，乩语中“无一语能知鬼神之情状”，如果“亡灵”没有谈论鬼神之事，那么除这些细节之外，还谈论了什么？

汪大燮为汪康年堂兄，时任总理衙门章京。他6月初接到汪康年信，“始知铁樵之耗，哀恸之至”，遗憾“自订交以来，相期甚远，别后彼此碌碌。未一致书，不意遂成永诀”。6月19日，汪大燮在与吴樵同游的旧地枣花寺设灵位祭奠，十余位旧交前来，其中有送来挽联者，拟待吴樵归葬西湖时，焚于其灵柩之前。汪大燮也看到乩语，认为扶乩不可信，但其中“有论大局语，亦适与吾辈意见同，则真事反未必然也”，似乎指乩语中的时局判断与同人相符，汪担心这些判断也许正与现实相反。1908年，因吴氏后人留学日本缺乏经费，熊希龄请托川督，回忆说：“铁樵天才卓越，与龄为莫逆交，丁酉死于武昌逆旅，龄等哀而思之。循世俗例，扶乩召铁樵。而铁樵临坛，笔谈如平日，所言将来事，无不灵验，殆有夙根也。”熊希龄所言“无不灵验”，难以征实，但无论是“论大局语”，还是“所言将来事”，显是针对时局而发。汪大燮、熊希龄接受这些判断，读过乩语的梁启超、孙宝瑄、谭嗣同、王修植都并未针对时局相关的言说提出异议，说明这些言说大致符合他们对吴樵的印象。

这些表现说明，吴樵生前行止，与同人在甲午战后的革新意愿深有关联。叶瀚记吴樵临终前“至以负朋好期望为恨”，朋好有何期望，吴樵又为何引以为憾，这些与时局又有什么关系？要理解这些，需要回溯吴樵去世前一年的行踪。

二、吴樵的遗憾

1895年年底，由一批士人发起，以编刊、译书为主要工作，“专讲自强之学”的北京强学会已经成立。吴樵有革新之意，随父亲在京期间，十分注意会内动向。他曾赴学会议事之约，但对会内诸人不甚满意，称“与会诸人官气重而本领低，私意多而急公尠，议论乱而本旨悖”。强学会由杨锐、康有为、陈炽、沈曾植、文廷式等人发起，加入其中的京官数量甚多，“官气重”的评论由此而来。吴樵在致汪康年信中这样评价北京强学会，有突出湖北事尚可为的用意。他认为“鄂中诸贤，实心任事，虚衷共济”，“康圣人能力甚大，人亦抗爽，在京为人所挤而出，鄂中建会，务与之联络为要”。“鄂中诸贤”，大致以张之洞幕僚圈为范围，包括叶瀚、叶澜、汪康年、邹代钧等人。“康圣人”即康有为，康没有参加北京强学会实际工作，可能因人事纠葛离开。湖北友人似乎希望组织一个与北京强学会相似的团体，故吴樵提醒可联络康有为。

只是吴樵的这个想法不久便告吹。在湖北办会，需要湖广总督张之洞许可，何况与事者多为张之洞幕僚。尽管康有为与张之洞商议办上海、广东两会，但康操办上海强学会时，授意学会所出《强学报》采用孔子纪年，触怒张之洞，很快被迫停报。约同时，御史杨崇伊弹劾北京强学会诸人创办强学书局，结党敛财，学会因此遭到查封。京、沪强学会解体，康有为、张之洞又决裂，鄂会该是受此影响，于无形中消散。

其时正值汪康年筹开上海报馆，鄂会瓦解，吴樵有意在馆中谋一席位，向汪表示：“樵迩来做事，以十分计之，四分益于公，三分益友朋，三分自益，敢请公为我以此分数算之，幸早示我为祷。”约同时，已被任命为湖南矿务总局提调邹代钧有函来，请吴樵赴湘任职矿局。邹代钧发出邀请，有两方面考量。一是他长于地图编绘，在武昌创办“译印西文地图公会”，通过发行股票来出版地图，吴樵与他关系很好，在京期间，就帮助销售股票。邹在湘办矿，不忘编绘地图事，吴樵若来，可提供助力。二是吴樵精通算学，邹代钧希望吴能负责矿局收支。

吴樵本没有地方落脚，汪康年图谋报事一时难成，邹代钧多次邀请，吴樵很快答应，定在1896年5月到湘。出京后，因父亲吴德㴋补浙江山阴县令，拟回川接家人赴浙，吴樵临时改变主意，与邹代钧商定先到湖南住几天，再回蜀，再到湖南。途经武汉，吴樵逗留数日，期间见到新入张之洞幕府的姚锡光，姚对吴樵印象很好，日记载：“闻（吴樵）算学、画图、时务之学甚优，称可人。”之后姚锡光再见吴樵，同其纵谈世事，记其言论：

今日京官自五品京堂以上，外官自道员以上，竟无一宏济艰难之才。而朝廷措施竟无一事不颠倒，恐有天地闭塞之象。栋折崩，吾将压焉。在下者，道同道合，共保岁暮，或得共求一遗种之计，即幸之幸也。相与太息久之。

这或是吴樵目睹北京强学会之变的直接感受。但从另一面考虑，他之前似并没有太多实际办事的经验，因此评判常易趋于极端。更重要的是，吴樵正准备入湘参与新政，如果“外官自道员以上，竟无一宏济艰难之才”，那么湘抚陈宝箴自然也难入其眼，尽管这是出于一时愤激的痛快话，从中也能感受到其性格。

到长沙后，吴樵被任命为矿局收支，发现矿事并不如自己想象中简单。他致函汪康年说，在湖北时接到矿局提调张通典信，以为湘中出矿甚多，但刚刚见到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发现开矿事不易办，只能等待将来。他向汪吐露心声：此次往湖南，志向不在办事，而在通商，如果能成立公司，定函告汪康年。

从谋划湖北强学会，到办理湖南矿务，到试图通商，吴樵想法多变，但从未落实。在吴樵看来，湘矿开采、转运均不得法，陈宝箴又不能放手做事，湖南问题颇多。

但从来都是批评易，任事难，看到问题并不代表解决问题，何况吴樵无意解决。他抱怨道：“湘省新政，除矿外皆有神无迹之事。总言之，吾清国万无可为也。”类似的说法，在评价强学会、与姚锡光谈论时局时也见到，大概是他的表达格套。其实陈宝箴任湘抚，至此不过半年，本来也难有成效。吴樵进而说，“留湘虽已定，然不可不有朝违夕去意，故曰暂留也”。在湘一月不到，他便有了离去打算。

其实，相较于离自身更远的湖南之事，同人所办之事，无论是办会还是办报，都更令吴樵挂怀。吴樵在湘小住后回四川，途中接到8月初汪康年寄来的《时务报》第1册，非常夸张地说：“急读之下，狂舞万状，自始至终，庄诵万遍，谨为四百兆黄种额手曰：死灰复炽；谨为二百里清蒙气、动物、植物种种众生额手曰：太平可睹。我辈亦当互相称庆。”这与对湖南矿事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汪康年、梁启超等办《时务报》第1册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汪康年、梁启超等办《时务报》第1册

在家乡稍做整顿，吴樵便返程，11月29日到武汉，后收到友人黄遵宪电报，调其随同出洋。黄遵宪于1876年中举，历任驻日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之职，前不久与汪康年、吴德㴋等一同创办《时务报》，这时奉旨派充出使德国大臣。

出洋事让吴樵怦然心动。尽管他自称湘中招揽之意非同寻常，其到湖南还未曾出谋划策，颇觉惭愧，而海外之游，又是平生志愿所在，因此想筹划两全其美的方法。但这更多是自我修饰。实际上，吴樵得到消息不久，便打算捐官随同黄遵宪出洋，这容易理解：出洋归来必可保举，若本有官阶，容易晋升。也许察觉不太妥当，他又打消这一想法。一连多日，吴樵耿耿于怀，持续向汪康年刺探情报。

与此同时，返乡省亲的梁启超也得知黄遵宪出使事，强烈希望随同出洋，请汪康年转致黄遵宪。黄遵宪得讯，奏调梁启超随行。吴樵闻此十分高兴，称最可喜者，便是能和启超一道出洋。可他继而想到，梁启超作为《时务报》主笔，一旦离去，馆内无人，必须提前布置。12月18日，似乎汪康年回函称可选派一人随黄遵宪出洋，吴樵复函说：

惟樵则因湘中局势日变，喻庶三到局，即撤而用彼私人。樵经考功、沅、纯调之，乃以彼秘为副，恐不能相安，故欲一往湘中，婉言谢去以全交，并与沅详商去就，故于公度丈之调不无怦怦。卓如则报馆不可须臾离，较樵在湘为重。

“喻庶三”即喻兆蕃，是新任矿局会办。吴樵此处将离湘之意归结为喻兆蕃在矿局安插亲信，恐引发矛盾。从离开湖南算起，到现在已有半年，且吴樵自四川返程，并未马上赴长沙，而是一直等待出使消息落实，其在湖南为时甚短，遑论办事，被撤换当在意料之中。而“恐不能相安”只是他的推测，尚未发生，因此他的理由只是托词。最后关于梁启超在《时务报》馆重要性大于他在湖南的表达，摆明了是想让梁启超留下，自己出洋。不过，黄遵宪出使事最终受阻，相关纠葛因此消弭。21日，吴樵得知黄遵宪确定留京，表示“黄种竟无福之至”。

不难发现，尽管开矿、办报、出洋等事均属天下事，关涉“四百兆黄种”乃至“动物、植物种种众生”，但天下事与天下事之间亦有分际，“天下事”的话语下掩藏着暧昧、复杂的个人心思。大致来说，对吴樵而言，自己出洋之事重于报馆之事，报馆之事又重于湖南之事，离自身越远，事情重要程度越低，其行止大体上按照这一思路展开。这些思绪，十分真实地反映出他谋求出路的心态。

1897年1月12日，吴樵终于再到长沙，但仍不以矿事为要务，入湘第一目的，是经营洞庭涨地。洞庭湖面长期淤积，形成大片沼泽，可供开垦。吴樵一直想购买百亩土地，供汪康年、梁启超、邹代钧等友人同住，并成立公司，大力开发。与土地经营相关的另一大企图，是开设《民听报》馆，此报与《时务报》相表里，专门面向商人。

吴樵办理实事的相关经历极少，参与矿政又浮光掠影，此时筹备一报馆，一规模万亩的土地公司，难免铺张。不过，这的确是当时最让他挂怀的两件大事，且都与同人维新事业挂钩。反讽的是，吴樵当时不以矿政为意，最后却因到武汉签订销矿合同突然发病而离开。

由此看来，1896年的吴樵，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先是目睹北京强学会瓦解，再得知湖北办会不成；到湖南办矿，又不满意湘中情形；临时得知有机会随同出使，也未能落实；最后以经营洞庭沙洲与开办《民听报》馆为念，却迎来生命尽头。叶瀚相当清楚吴樵的这些想法，在他离世后，极度痛心地说：

铁樵临终，至以负朋好期望为恨，如吾辈二三其心，恐亦负死者期望，令其恨也。约计铁樵生平一事未成，祇缠足会一集，争人生转关于至要，果能力行有效，为功不浅。诸董之中，首立其主，亦可悲也。然此人动力未已，必来世间再结同根之契，苟不断其力，使得永动，则彼来易尔，亦何慨哉！

梳理出上述人生经历，大致就能理解吴樵临终前的遗憾，同人的痛心。叶瀚所说“缠足会”即不缠足会，此会以革除缠足为目的，的确称得上“争人生转关于至要”。1897年5月2日，《时务报》第25册刊出《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吴樵列名董事十一人中，且与梁启超合草章程。因愿望未实现而先立木主，故叶瀚认为吴樵“动力未已”，来世必来相会，若同人能坚持维新事业，则其来甚易，不必再为此伤神。

吴樵寻求出路的努力，很好地展现出掩盖在宏大话语和主流叙事之下的个人利益诉求。无论是谁，无论做什么，往往以自己的利益优先，这是人之常情。甲午战后的趋新风潮，实际意味着新的机遇、新的利益。在不同的抉择里，很容易看到吴樵作为年轻人的游移、惶惑，乃至一些不那么正大光明的想法。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当吴樵把自己的事业放在关乎天下兴亡的框架中理解时，不能说其中没有真诚：他去世前一刻，想着的仍是自己深负于维新同人。

友人们当然清楚吴樵的种种憧憬，也一定能察觉到其中比较现实的图谋，但仍给予了支持与理解。吴樵之死给他们的冲击不言而喻，再强悍的心灵到这里也该休息了。由吴樵之死引发的扶乩仪式，大致说明趋新士人对这类“邪魔外道惑世诬民”（梁启超语）活动的接受程度：在面对死亡之时，在真正无助之时，人毕竟只是人，精神世界不是物质世界的对称，没有什么阶层、地位上的差别。这些仪式与言辞，缓解至交离世带来的负疚、痛苦与落寞，由此构成趋新士人精神史的暗面。甲午战后的革新年代风起云涌，不断高昂的主流叙事里仍掩藏着这样的低音，值得去钩沉。

在当时，友人通过扶乩哀悼吴樵，固然是在哀悼好友离开，同时也是哀悼相关维新事业的流产。不过，回到本文开头的场景，近三十年之后的梁启超，恐怕不会在意当年的这些计划，更多会想起亡友的容貌神情吧？留下更值得留下的，这就是时间的力量。

电影《寻梦环游记》有个一年一度亡灵节的设定，每逢这一天，去世的亲人们的魂魄便可借着摆在祭坛上的照片返回现世与生者团圆。这个设定源自墨西哥亡灵节。图片为电影剧照。

附记：本文前半部分内容发表过（郑西迅：《晚清的官绅与扶乩补论》，范纯武编：《善书、经卷与文献》第11辑，博扬文化2024年版，第233-262页），此处做了较大修改。由于体例限制，删去注释。感谢王见川老师、范纯武老师的各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