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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浏览器北京东南郊六环附近，通州区下辖着一个马驹桥镇。长期以来，马驹桥聚集着大量靠日结工维生的打工者。它与深圳“三和”并称“南有三和，北有马驹桥”。
俗话说：“有钱不住天通苑，落难必闯马驹桥。”天通苑好住不好住暂且不论，就说这马驹桥，确实房租便宜、零工活儿多、入行门槛低，不管你以前做什么、什么学历、什么来路，总能找到一个暂时落脚、混口饭吃的地方。
2018年起，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丛瑞安闯入马驹桥，与零工从业者同吃、同住、同做工。在快递、安保、车间等不同工作场景里，他积累了大量一手观察，并据此写成《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
5月21日，搜狐文化邀请丛瑞安直播，分享他在马驹桥的零工经历。谈及自己最难忍受的一份工作时，丛瑞安提到曾在药厂做核酸试纸，虽然待遇不错，但工作四个小时后，他就感到强烈压抑，“就像法国哲学家福柯讲的‘全景敞视监狱’一样。”
在他看来，“干一天、歇三天”未必是零工从业者的主动选择，更多是一种不知不觉滑入的生存状态。有些人原本只是来马驹桥“休养生息”一阵，却在低成本、低压力、低期待的生活中，被慢慢“吸”住，离不开了。
丛瑞安接触的工友绝大多数来自外地。长期漂泊之下，许多人陷入一种夹层状态：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却也越来越难回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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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的意义：存在于那个地方即可
从2018年至2025年，丛瑞安做过十余种零工：快递分拣、工厂流水线、绿化种树、活动安保……其中，他做得最多的是保安。
在他看来，大多数保安工作的核心任务，其实只有一句话：“存在于那个地方即可。”
“90%以上的保安，并不是真的需要你做什么。”他说，“你站在那里，或者坐在那里，就完成任务了。”
无论是拆迁现场、大型活动、跨年夜安保，还是普通园区门岗，工作的本质差异并不大。最大的区别，只是工资高低。
重大活动期间，一天能拿到180元到200元；淡季时，普通保安可能只有100元一天。此外，“越是政府的活，吃得越好，钱也给得更多；越是私人项目，伙食越差，工资越低”。
这种“存在性劳动”，也是马驹桥大量日结工的缩影：工作本身未必复杂，但人必须被长时间固定在那里，用时间换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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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厂做试纸：如同进入全景敞视监狱
在零工经历中，让丛瑞安最愤怒的工作，是在药厂做核酸试纸。那是2021年底到2022年初，抗原试剂需求暴涨，药厂大量招人。日结工资能开到200元以上，而且还是“坐岗”。
和以往做零工挤面包车不同，那次药厂直接包了大客车，成批将工人拉往医药工厂集中的园区。工人们被赶着换衣服、进车间、再被通知“人满了”，随后又换到另一家药厂。
进车间后，压迫感很快出现。工作并不复杂：把柔软的试纸条插进塑料壳缝隙，再扣上外壳。“这个活简单到谁都能干，但恰恰因为太简单、太精细，你必须时刻盯着它。”
更让他难受的是车间环境。里面没有时钟，所有人只能低头重复动作，监工不断大声呵斥催促，“一晚上要有10万产量”。车间之间又是透明玻璃隔开的，即便监工不在身边，也能随时看到工人的动作。
“你不知道骂的是不是你。”他说，“所以你会更拼命干。”那种始终处于被观察、被训斥中的状态，让他想起福柯笔下的“全景敞视监狱”。
“时间过得特别慢。”他说，“你既不能分神，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就像在熬时间。”干了四个小时后，工人被拉出去吃饭，丛瑞安和几名工友决定“跑路”。
那天晚上，药厂提供的盒饭，是他做零工期间吃过最好的之一：米饭、土豆丝、麻婆豆腐、鸡腿，还有汤。可他几乎没吃。“我当时就觉得特别荒谬，好像是在干一件不属于我的事或者表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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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一天、歇三天”未必是主动选择
谈到深圳“三和大神”的标签“干一天、歇三天”，能否在马驹桥实现时，丛瑞安先算了一笔账。
在马驹桥，一份150元左右的日结工，算是不高不低的收入。按“干一天、歇三天”来算，平均下来每天50元开销：床位房一天二三十元，一顿饭十元左右，许多日结工作还包饭。“其实够活——如果再狠点，你直接睡大街那更没问题。”
但比起经济账，丛瑞安更在意另一件事：这些人真的是主动选择“干一天、歇三天”吗？在他看来，很多时候，这不是经过规划的人生策略，而是一种“不知不觉滑进去的状态”。
许多人一大早也许会告诉自己：“今天得好好干活。”可到了招工路口，100元一天的保安嫌太低，200元一天的快递分拣又嫌太累；等来等去，好岗位已经招满。时间拖到上午八九点，人也泄了气。旁边有人说一句“今天没活，回吧”，大家便一起散了。
还有一些人，则是被高强度劳动“耗”出来的休息需求。快递分拣、装卸货，往往干一天就浑身酸痛，需要躺两三天恢复。
还有很多人会为了休息——他们可能干长期工干累了，所以就需要休息一阵，然后就“干一天玩三天”了。在丛瑞安看来，这背后其实是越来越明显的“短工化”趋势。
日结工虽然不稳定，却提供了一种短暂喘息：不用长期困在流水线上，不用忍受严格管理，也不用和陌生人长期挤在狭小宿舍里。“至少时间还是自己的。”
很多工友告诉丛瑞安，原本只是想到马驹桥“休息一阵”，但是就慢慢留在马驹桥，离不开了。他们租个几百块钱的单间，偶尔接几天零工，不急着回家，也暂时不愿进入下一份长期工作。
因为长期工不仅意味着高强度劳动，还意味着路费、押金、陌生城市，以及无法预知的风险。“好的长期工当然值得向往，”丛瑞安说，“问题是，你怎么知道自己进得去的是好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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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不进城市，也回不去故乡
在长期观察中，丛瑞安发现，许多零工劳动者其实处在一种尴尬的位置：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但又越来越难回到乡村。
原因不仅是收入。在他看来，城市和乡村，本身已经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系统。在马驹桥，即便住的是狭小出租屋，生活依旧高度便利：出门就能买饭、买奶茶、买炸串；各地小吃、便利店、超市密集分布。“这是一个商业很繁荣的地方。”
而回到乡村后，虽然住房条件未必更差，但购物、消费和零工机会，都远不如北京周边。“在马驹桥天天干活，一星期挣的钱，可能顶得上一亩地一年的收入。”
与此同时，那些已经被城市劳动方式“改造”过的人，也未必还能重新适应农村劳动。“你都已经不想干流水线了，还能不能受得了回村种地？”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层更隐蔽的压力。城市是冷漠的，人们彼此陌生；乡村却是高度熟人社会。一个在外“混得不好”的人回到村里，很容易被持续关注、议论。“他们其实很渴望亲情，也渴望社会关系。”丛瑞安说，“但又不想被那种特别的目光一直盯着。”
因此，很多人最终给自己设想的归宿，并不是北京，也不是村庄，而是离家不远的县城。那里既保留了城市生活方式，也离家庭更近；既能跑外卖、做保安、打零工，也还能找到熟人关系。
至于什么时候真正离开马驹桥，丛瑞安觉得，很少有人会提前设定明确期限。更多时候，是某个偶然时刻把人“拽”走：家里要收麦子了、父母催着回去、身体干不动了、县城突然有了机会……
但问题在于，马驹桥本身，是一个具有吸附力的地方——就像上面所说的购物、消费选择和零工机会。“把人拽走，往往比把人吸来，需要更大的力气。”
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的那些日子
丛瑞安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6-5
作者简介：丛瑞安，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本科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硕士就读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长期关注临时工群体等社会底层劳动者，自2018年起多次前往北京市城中村马驹桥进行田野调研并撰写文章。
撰文：北塱
统筹：钱琪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