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使用下方推荐的浏览器访问

大夏政权建立后一直比较低调行事

公元1366年，明玉珍猝然病逝，只留下太子明升靠母亲彭氏垂帘听政。这番突如其来的权力真空，瞬间引起右丞相万胜和知院张文炳的互相倾轧。随后又爆发吴友仁的擅权干政，搞的集团内部离心离得。

与此同时，大批红巾军旧部被分散驻守各要地，形成实际上的次级权力系统。例如成都的司徒邹兴、保宁的吴友仁，以及司马万胜与左丞相戴寿等人，都掌握着基于个人效忠的地方团体。一旦面临外部强敌施压，就会暴露出致命的协调障碍，让战略合力难以贯彻。

大夏表面上恭维朱元璋实则有不能妥协的底线

正因如此，当朱元璋搞定陈友谅、张士诚等劲敌，立即遣使招谕巴蜀归附。大夏君臣则态度暧昧，表面上阿谀奉承，实际袒露出不愿直接屈居人下的红线。奈何无力发起主动挑战，只能坐看明军在天堑外的大世界疯狂扩张。

如此敷衍应对，必然是因为大夏政权缺乏足够资源调配能力，没必要为远期风险牺牲眼前安逸。可在野心勃勃的新王朝看来，不愿俯首跪拜就等同于谋逆犯上。等到华北、关中与岭南皆被控制，针对巴蜀的全面战争便被提上议事日程。

平定北方后朱元璋立即决定对巴蜀动手

动员水平代差

明玉珍死后大夏内部陷入混乱

虽然明玉珍很早称帝，还参考周制建立象征性官僚体系，但军事力量的核心仍是红巾军架构。其大部分兵力被分配给重臣节制，形成散乱的点状防御格局，更没有可靠的层级化的指挥体系。外加沿途吸纳的降卒、俘虏，连训练程度和装备都参差不齐。

因此，大夏军队的武器配置呈现出混杂特征。除主力步兵和水师外，只能倚重从云南俘虏回来的象兵部队。那是1364年万胜远征的成果，但威吓意义远大于实际作用，通常是列于阵前充当先导。何况数量有限，无法部署到成都以外区域。

明军主力在关中集结

相比之下，明军在王朝建立后已全面铺开卫所标准化。根据1380年的规定，每个百人队中有10%火铳，20%刀牌，30%弓箭，余下40%使用枪矛。这套设计在后来迅速落后腐化，但在刚刚经历残酷内乱的内地，依然是行之有效的标准化配比。

由于需要逆流而上，明军还专门调配大量船只，用收编自敌对阵营的降卒充实水军兵力。其中既有担任指挥功能的传统楼船，也包括适合闯关的蒙冲、斗舰等轻型舰艇。而且多配备原始火铳与火箭，打击强度非一般流寇所能比拟。

在荆襄集结的明朝水师

此外，大夏方面把胜利的主要希望寄托于据险而守。自明玉珍入蜀以来，始终沉迷于巴蜀的地理封闭性，自以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不仅北有金牛道、米仓道之险，东面还是瞿塘峡、巫山，外界大军必然难以逾越。

此等认知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也是摆在双方面前的敞开明牌。朱元璋很清楚精这一特点，判断对方会将大量精锐集中于东部，同时兼顾北侧的山地防线。只要避开有重兵布防的正面，就能意想不到完成切入，迅速瓦解对方的纵深防御。

夏军将大部分主力部署在东线

南北同步夹攻

战争初期南路明军难以攻克三峡防线

公元1371年正月，朱元璋正式发布进军命令，从南北两路展开钳形攻势。其中，南路军以水师为主力，而北路军依然是传统陆上部队。

首先是在三峡附近，明朝南路军以中山侯汤和为帅，集中京卫部队+荆襄舟师逆江而上。他们的任务并非单纯攻坚，而是以强硬姿态吸引大夏主力。事实证明，该方向的守军准备充分，早在两岸布置坚固阵地，还配有投石机威胁水面舰船。

明军常利用夜幕掩护悄悄绕开正面防线

然而，真正致命的恰恰是北路军。他们由颍川侯傅友德率领，包括来自河南、陕西两省步骑，在扬言出金牛道的同时暗中赶往陈仓方向。随后选精兵5000为前锋，攀援山谷、昼夜兼行，直抵今日甘肃南部的阶州和文州。那里正好是大夏北翼防御的最薄弱环节。

仅仅到4月初，明朝就轻易击溃几支大夏偏师，顺利打开入川通道。接着乘胜占领龙州、彰明、绵州，已经能威胁到成都的北方门户--广汉。

广汉堪称成都的北方门户

此时，大夏君臣心急如焚，只能紧急从三峡前线抽调精锐回援。以至于原本稳固的东线兵力遭削弱，所能控制的防区面积大幅萎缩。傅友德则乘机下令强攻，在对方援军抵达前就夺取广汉。甚至命人在数千块木牌上写明攻克各州日期，投入江中顺流而下，准备对东线守军施加心理压力。

六月，汤和在三峡防线也加速进展。一边派遣水师舰队正面佯攻，吸引几乎全部夏军注意，同时派数百名勇士翻山越岭潜至上流。对方本已焦头烂额，忽发现上游漂下数十条小船，上面载着士兵乱箭齐发。守将邹兴很快被射中头颅毙命，麾下部众皆崩塌溃散。

明军偏师绕到三峡上游偷袭得手

此后，沿江州县都选择望风归附。明朝水师则克服地理落差，强迫已无兵可用的重庆开城出降。北路军也进抵成都，遭遇到包括象队在内的最后精锐抵抗。

尽管局势不利，大夏残部依然摆出决死架势。他们身前是搭载甲士的战象，身后又有成都的坚固外墙掩护。奈何大象经不起火器的连番袭扰，从而调头踩踏友军队伍。加之重庆陷落的消息传来，幼主明升只能选择请降。

成都守军一度将战象搬出来压阵

这场灭夏之战，表面是明军以奇谋妙算战胜蜀道天险，实则是两种截然不同政军体制碰撞。

大夏政权自依赖，始终未能超越红巾军的流寇集团形态。而且军事上重臣分镇、点状防御，因过于迷信天险而被动挨打。面对已经能靠集权调配海量资源的中央，失败不过是一个具有时间问题。

眼看抵达无望大夏政权只能选择投降

另一方，大夏群臣从未有过成熟的外交操作，总是乐于躲在地理屏障背后苟活。无论朱元璋与哪路势力交锋，都不曾尝试参与或干涉，坐等最大威胁具备压倒性实力。更不懂得提前认怂的智慧，白白让手里的一亩三分地尽为战利品。

在双方实力悬殊的背景下，什么都不做的风险甚至要高于胡乱折腾。但历史从不给犯错者第二次机会，巴蜀只能在明朝严酷制度的压榨下，坐等名为张献忠的魔王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