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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隋炀帝确实足以自傲，毕竟他的前辈，如为乌维单于在长安修筑单于邸的汉武帝，终其一生都没能得到单于的臣服；让呼韩邪单于入朝称臣的汉宣帝，也只是“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籓”。可在隋炀帝的治下，大业三年元旦，启民可汗入朝见隋廷文物衣冠，当场请求改服，炀帝不许。次日，启民可汗率领部属上表固请，隋炀帝虽然不准，却夸奖群臣，“今衣冠大备，致单于解辫，卿等功也。”至于前文中“一同华夏”的上表，已经是一年中的第三次请求，凑够了三请三让。

榆林盛会的余音未散，一场意外却撕开了地缘政治的暗面。据《隋书·突厥传》记载：“先是，高丽私通使启民所，启民推诚奉国，不敢隐境外之交。是日，将高丽使人见。”高句丽的使者，竟出现在了东突厥可汗的牙帐之中。启民可汗“不敢隐”，实则是以退为进的政治投名状，他将这枚烫手山芋直接抛到了隋炀帝面前。

隋炀帝的反应迅速而激烈。他命牛弘宣旨，措辞严厉：“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隋书·裴矩传》更详细记录了裴矩的进言：“今其使者朝于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隋炀帝当即纳谏，定下征辽之策。后世多将此归结为帝王好大喜功、死要面子的“面子战争”，但若置于当时的地缘格局中审视，便可发现其背后有着更为冷峻的战略逻辑。

《镖人》漫画中隋炀帝巡幸云中，接受突厥主朝见。

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因高句丽王元“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及寇掠辽西，怒发三十万大军讨伐，却因辽西走廊的沼泽险阻、后勤断绝与疫病流行，“死者什八九”，草草收场。此役让隋廷深刻认识到，辽东并非不可逾越，但跨海越山的远征，代价极为惨重。

隋炀帝即位后，面对的局面更为复杂：启民可汗治下的东突厥虽表面恭顺，但汗国统一、势力回潮已成事实；高句丽暗中遣使突厥，试图构建东北亚的抗隋同盟。若放任高句丽坐大，不仅辽东屏障尽失，更会向突厥释放隋朝外强中干的信号。

因此，大业七年至十年的三征高句丽，本质上是一场“超大规模的军事示威”。《资治通鉴》记载，隋军出征“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日遣一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这种编阵方式，与太府卿元寿此前建议北巡突厥时“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千里不绝”的耀武之法如出一辙。

可见，隋炀帝真正要震慑的，从来不是偏安辽东的高句丽，而是隔在营州以西、日益坐大的东突厥汗国。他企图以碾压式的兵威，宣示“圣人可汗”体系的绝对权威，用一场“复中国旧疆”的武装游行，将草原与东北的潜在联盟扼杀于摇篮。然而，这场精心编排的武装威慑，却在疯狂透支国力之后，促成了帝国筋骨的碎裂。

无向辽东浪死歌

要知道，隋文帝构建的是一套“强干弱枝”的物资调配体系，关东百姓的租调需千里转运至关中为主的国家级粮仓，结果就是“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输长安者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在承平之世，此策确能稳固关中本位，可在大业初年无比集中的大工程背景下，紧绷着的弓弦，终难继续。

“（大业元年三月丁未）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大业元年三月辛亥）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又派大臣到江南采大木运往洛阳，“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大业元年三月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造成的结果也很简单：“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

次年，也就是大业二年正月，东京洛阳完工，隋炀帝又开始改舆服、仪仗制度，用来装饰旌旗、车马的“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全都向百姓索取，结果“征发仓卒，朝命夕办，百姓求捕，网罟遍野，水陆禽兽殆尽，犹不能给。”以至于一根“翟雉”（野鸡）的羽毛要用十匹缣来换，甚至逼出了玄幻故事，说是吴程县（今浙江湖州）有一棵大树上有仙鹤筑巢，因为害怕被抓，仙鹤自己拔下羽毛扔下，时人还号称是祥瑞。这通折腾，“所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帛巨亿计。”成效不过是，“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待到大业三年，除了前文中提到的北巡草原之外，隋炀帝还干了几件大事。一是“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二是“诏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拒榆林，东至紫河”。由于工期只有两旬，也就是二十天，绵亘千余里的工程，导致了“死者大半”，也就是几十万人。

这就结束了吗？没有。大业四年，隋炀帝又“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众，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大业五年，隋炀帝西巡陇右，出兵灭吐谷浑、臣服西域，大开屯田，“发西方诸郡运粮以给之”，结果又是“死亡相续”。大业六年，准备出兵攻打高句丽，“增置军府，扫地为兵，自是租赋之人益减矣。”

《历代帝王图》中的隋炀帝。

大业七年，齐郡人王薄率先起事，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长白山前知世郎，纯著红罗绵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这首充满草莽气息的民谣，精准地道出了底层民众的绝望与反叛逻辑，既然横竖是死，不如搏一把。

隋炀帝原以为凭借十二道讨捕使者的镇压与中央禁军的威慑，足以将叛乱扼杀于星火，但他低估了“国富民穷”体制下民间的愤怒，关东地区本就“苦隋久矣”，当隋朝的武力精锐陷入辽东的泥淖，“反贼”们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过，隋炀帝还有机会，毕竟，哪怕经过三次征辽战争，他手中的中央禁军依是足以镇压天下的武力，没有任何一支“叛军”可以匹敌。

红旗与白旗

大业十一年（615年）八月初八，历史的钟摆重重砸下，隋炀帝再次北巡塞外，启民可汗的继任者始毕可汗，因隋朝此前分化突厥、诱杀谋臣史蜀胡悉等事心生怨恨，亲率数十万骑兵南下伏击。幸得义成公主密报，炀帝仓促驰入雁门郡城。八月十三日，突厥大军合围，雁门郡四十一城连陷三十九座，仅余雁门与齐王杨暕驻守的崞县，此时，雁门城内军民十五万，存粮仅够二十日。箭矢射至御前，炀帝一度抱幼子赵王杨杲泣不成声。

为解围困，炀帝下诏天下勤王，许诺重赏，并停征高句丽以安军心。十六岁的李世民亦应募献“疑兵之计”。九月十五日，义成公主谎报“北边有急”，始毕可汗方解围北去。雁门之围虽解，但隋朝中央禁军的“武力优势”威慑已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天下郡县皆知，皇帝率领十万精锐，在重新露出獠牙的东突厥面前，竟连突围之力都没有。东北亚最强的武力集团，已重新易主为东突厥汗国。

面对威信崩塌、北疆失控的危局，隋炀帝的政治选择并非后世史书所轻描淡写的“懦弱”或“沉湎享乐”，而是一场冷酷的战略收缩。他深知，若再遇突厥围城，帝国中枢或将不保，于是，他延续隋文帝的布局，以亲孙子代王杨侑、越王杨侗分镇长安、洛阳，亲表兄李渊镇守太原，形成拱卫关中的“铁三角”；自己则率禁军主力退守江都。此举一则避开突厥骑兵的锋芒；二则监视江南蠢蠢欲动的势力；三则坐观关东群雄自相残杀。在江都期间，他并未完全无所作为，陈棱讨李子通、杨义臣败张金称、王世充斩卢明月，皆是他试图维持运河交通线与流域平叛的实证。

然而，大势已去。当大业十三年的烽火烧遍河北、河南，李密围困东都洛阳，李渊以太原留守之名起兵直扑长安，隋王朝的棺材板便彻底钉死，国力的过度透支、武力威慑的破产以及核心权力圈层的倒戈，共同织就了一张无法挣脱的罗网。这是隋炀帝的宿命，而这个宿命，或许在大业三年，启民可汗为他引荐高句丽使者时，就已经注定了。

虽然启民可汗早在大业五年就已经死去，可他的这一招祸水东引，却真真切切地报了东、西突厥分裂的一箭之仇，动荡的隋朝重新陷入分裂之后，北方地区也产生了一群“儿可汗”，比如刘武周被封为“定杨可汗”，梁师都被封为“解事天子”，郭子和则被封为“屋利设”。就算是李渊，起兵后打的旗子，也已经昭示着向突厥屈服的事实。

唐人赵蕤在《长短经》中写道：

“秋七月，唐公将西图长安，仗白旗，誓众于太原之野。”

《资治通鉴》的记载则是：

“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李）渊曰：此可谓掩耳盗钟，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

隋朝尚赤，突厥尚白，所以，起兵时打“白旗”昭示的是对突厥的臣服，而进长安之后立代王为帝，旗帜又杂用“绛白”，正是李渊所说的掩耳盗钟，就是假模假式地向天下表明，长安政权的股份，隋朝和突厥各占一半。

而这一切的起点，都可以追溯到大业三年的那场北巡。

隋炀帝墓志铭拓片。

作者/刘三解

编辑/李阳 申璐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