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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倍瑜 受访者提供 |
跨国华人家庭“离而不散”的关键
羊城晚报：您在《南洋银信：〈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侨批、女性与文化记忆》一文中以侨批的情感承载为切入点，引申并论证海外华人“离而不散”的跨国家庭情感联结。您是如何确定这一研究路径的？
张倍瑜：这触及华人华侨研究的方法论转型问题。传统研究长期受制于两种固化范式：一是男性移民出洋打工，最后发家致富的“成功者上位叙事”，另一种是聚焦海外华侨在南洋遭受殖民剥削的“苦难叙事”。这两种叙事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加工与再生产，已形成对华侨群体固化的、单面向的认知。
另一方面，过去几十年，学界已充分研究了海外华侨赖以生存的社会组织与机制，如会馆、帮会、商会及其宗教信仰等。这些议题已形成成熟但难以突破的研究范式。
当前面临的研究困境并非材料匮乏，而在于视角的同质化。以“侨批”为例，既往研究多侧重其经济（汇款）与社会功能。引入女性维度作为研究透镜，便能从同一批文献中析出长期被遮蔽的情感因素。例如，学界将华侨移民在原乡与侨居国分别成立家庭或跨境建立双重家庭结构的称为“两头家”。这不仅是学术概念，更是一种基于现实考量的家庭生存策略。其内部蕴含着复杂的情感流动、权力博弈与性别张力，这都是解读跨国华人家庭如何“离而不散”的关键。
羊城晚报：这让我想起，一些观众提出质疑，电影中的叶淑柔为何仅凭一张照片就认定丈夫在海外另组家庭。这可能涉及历史语境的理解问题。
张倍瑜：对的，我们需要用历史主义的态度去理解，而非以现代婚恋观念去评判。在当时的侨乡社会，“两头家”是一种为维系宗族延续、最大化家庭利益的普遍生存策略。包办婚姻乃至象征性的“公鸡娶亲”婚俗也普遍存在。作为留守妇，她们对丈夫在海外重组家庭的可能性有高度的社会性认知。因此，这种判断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与集体经验，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
善意谎言背后的信义分量
羊城晚报：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谢南枝代笔侨批的情节成为核心叙事反转。您如何看待这一设定对侨批“信义”精神的艺术化呈现？它与真实侨批历史中的代笔文化有何异同？
张倍瑜：影片艺术化地通过对这种僭越常规的代笔行为的呈现，突破了“信义”的表层含义（如实传递信息、诚信守诺），将其提升到更本真的层面：信义的本质不在于形式上的“真”，而在于对承诺的坚守和对他人幸福的担当。南枝扛起两个家庭的重担，“用一生为其守护对故土亲人的念想”，这份善意谎言背后的信义分量，已经远超一切表面的“真实性”。
其一，代笔者的身份与动机不同。历史上的水客或代书人多是服务收取佣金的从业者，与书信双方并无私密的情感联系。而南枝本人是寄批者木生和收批者淑柔之间的情感纽带，她最终成为木与叶之间的那根“枝”，承载的是超越金钱的情感承诺；其二，代笔的范围不同。历史上的代笔仅服务于书写过程的辅助，不涉及对寄批者本人身份的“替代”。南枝的代笔则是身份层面的全面代位——她不是为木生代写信，而是以木生的身份在生活、在承担家庭责任；其三，代笔的时间跨度不同。历史中的代笔是一时一事的，而南枝的代笔延续近二十年，已经超越了“代笔”这一行为本身，成为一种人生的承诺。
羊城晚报：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对侨批的运用更侧重于“情感载体”，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其物质功能而强化了精神价值，这种叙事选择是否会导致侨批文化的历史维度被简化？
张倍瑜：侨批的历史维度确实具有多重层次。侨批的“银信合一”不仅仅是物质功能，更承载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历史意涵。电影要完整呈现这一历史维度的全部复杂性，确实超出了单个故事的承载能力。影片的叙事侧重是一种“类型化”而非“简化”。需要辨析的是：这部影片的定位本身就是情感叙事而非历史文献纪录片。它以个体故事来唤醒对侨批文化的情感关注，而非以百科全书式的方式向社会全面宣讲侨批。但叙事聚焦本身也是一种“激活”。叙事不是“简化”，而是“转译”——银信合一的物质性在此被转译为情感的隐喻与道德的力量。
“侨批”并非潮汕一地现象
羊城晚报：您认为当下的文艺作品在挖掘侨批文化时，最容易忽略哪些维度？
张倍瑜：围绕侨批文化、华人华侨文化的文艺作品已有不少，但以下维度值得我们更多关注：
首先是海外劳工的在地苦难与抗争史。当前作品偏爱“衣锦还乡”的叙事，却极少正面呈现排华法案、苦力贸易残余、种植园暴力等真实历史背景；其次是文化认同的杂糅性。文艺作品倾向于塑造“忠诚爱乡”的单向认同，忽略了这种认同的流动性、矛盾性与创造性；还有“过番”失败者的回归叙事，传统叙事多聚焦衣锦还乡，但实际上大量华侨是“欠债归来”或病残返乡。侨批中的“儿童视角”也往往被忽视。从强烈认同“华人性”的群体，到与当地人通婚产生的“娘惹”、欧亚混血等文化混血群体，仍有待个案化的深入研究。
羊城晚报：您提到了侨批文化、华人华侨文化的普世性，如何避免将其窄化为某个地域的文化符号？
张倍瑜：事实上，“侨批”并非潮汕一地现象：广府地区有其庞大的侨批网络；福建作为传统侨乡，“闽批”体系自成一体；浙江温州等地的移民同样依赖家书与汇款维系家庭。而在东北同胞移民日本、俄罗斯的历史中，类似的跨国情感与经济纽带也普遍存在。侨批所承载的离散情感、家庭策略与经济互助模式，是中国近代多地域、多路径海外移民的共同经验，甚至是全球移民的普遍现象。我们应将其置于更广阔的中国移民史乃至全球史的框架中进行理解，才能真正把握其作为人类共通情感与生存智慧的价值，避免陷入地域文化的“神化”与“内卷”。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文艺创作在华人华侨历史与文化的传播中应扮演何种角色？
张倍瑜：在我看来，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美学的平衡。它以文艺手法和细腻情感，将华文私塾、冷战背景下的思想传播等历史细节有机融入剧情，做到了“点到为止”。
文艺创作的核心角色应是“抛砖引玉”和“打开世界的窗户”。一部优秀的作品不应是一个封闭、固定的故事，而应是一部可被多元解读和转译的“开放性文本”。它的首要功能是作为一个“鱼钩”，激发公众对一段历史或一个群体的兴趣与好奇；随后，学者、评论家、自媒体可以跟进进行深度解读与知识补充，与公众一起像拼图一样，共同构建更完整、立体的历史认知图景。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张倍瑜： 拼出更完整的历史认知图景
来源：羊城晚报 2026年05月17日 版次：A07栏目：作者：梁善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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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倍瑜 受访者提供 |
跨国华人家庭“离而不散”的关键
羊城晚报：您在《南洋银信：〈给阿嬷的情书〉中的侨批、女性与文化记忆》一文中以侨批的情感承载为切入点，引申并论证海外华人“离而不散”的跨国家庭情感联结。您是如何确定这一研究路径的？
张倍瑜：这触及华人华侨研究的方法论转型问题。传统研究长期受制于两种固化范式：一是男性移民出洋打工，最后发家致富的“成功者上位叙事”，另一种是聚焦海外华侨在南洋遭受殖民剥削的“苦难叙事”。这两种叙事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加工与再生产，已形成对华侨群体固化的、单面向的认知。
另一方面，过去几十年，学界已充分研究了海外华侨赖以生存的社会组织与机制，如会馆、帮会、商会及其宗教信仰等。这些议题已形成成熟但难以突破的研究范式。
当前面临的研究困境并非材料匮乏，而在于视角的同质化。以“侨批”为例，既往研究多侧重其经济（汇款）与社会功能。引入女性维度作为研究透镜，便能从同一批文献中析出长期被遮蔽的情感因素。例如，学界将华侨移民在原乡与侨居国分别成立家庭或跨境建立双重家庭结构的称为“两头家”。这不仅是学术概念，更是一种基于现实考量的家庭生存策略。其内部蕴含着复杂的情感流动、权力博弈与性别张力，这都是解读跨国华人家庭如何“离而不散”的关键。
羊城晚报：这让我想起，一些观众提出质疑，电影中的叶淑柔为何仅凭一张照片就认定丈夫在海外另组家庭。这可能涉及历史语境的理解问题。
张倍瑜：对的，我们需要用历史主义的态度去理解，而非以现代婚恋观念去评判。在当时的侨乡社会，“两头家”是一种为维系宗族延续、最大化家庭利益的普遍生存策略。包办婚姻乃至象征性的“公鸡娶亲”婚俗也普遍存在。作为留守妇，她们对丈夫在海外重组家庭的可能性有高度的社会性认知。因此，这种判断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与集体经验，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
善意谎言背后的信义分量
羊城晚报：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谢南枝代笔侨批的情节成为核心叙事反转。您如何看待这一设定对侨批“信义”精神的艺术化呈现？它与真实侨批历史中的代笔文化有何异同？
张倍瑜：影片艺术化地通过对这种僭越常规的代笔行为的呈现，突破了“信义”的表层含义（如实传递信息、诚信守诺），将其提升到更本真的层面：信义的本质不在于形式上的“真”，而在于对承诺的坚守和对他人幸福的担当。南枝扛起两个家庭的重担，“用一生为其守护对故土亲人的念想”，这份善意谎言背后的信义分量，已经远超一切表面的“真实性”。
其一，代笔者的身份与动机不同。历史上的水客或代书人多是服务收取佣金的从业者，与书信双方并无私密的情感联系。而南枝本人是寄批者木生和收批者淑柔之间的情感纽带，她最终成为木与叶之间的那根“枝”，承载的是超越金钱的情感承诺；其二，代笔的范围不同。历史上的代笔仅服务于书写过程的辅助，不涉及对寄批者本人身份的“替代”。南枝的代笔则是身份层面的全面代位——她不是为木生代写信，而是以木生的身份在生活、在承担家庭责任；其三，代笔的时间跨度不同。历史中的代笔是一时一事的，而南枝的代笔延续近二十年，已经超越了“代笔”这一行为本身，成为一种人生的承诺。
羊城晚报：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对侨批的运用更侧重于“情感载体”，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其物质功能而强化了精神价值，这种叙事选择是否会导致侨批文化的历史维度被简化？
张倍瑜：侨批的历史维度确实具有多重层次。侨批的“银信合一”不仅仅是物质功能，更承载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历史意涵。电影要完整呈现这一历史维度的全部复杂性，确实超出了单个故事的承载能力。影片的叙事侧重是一种“类型化”而非“简化”。需要辨析的是：这部影片的定位本身就是情感叙事而非历史文献纪录片。它以个体故事来唤醒对侨批文化的情感关注，而非以百科全书式的方式向社会全面宣讲侨批。但叙事聚焦本身也是一种“激活”。叙事不是“简化”，而是“转译”——银信合一的物质性在此被转译为情感的隐喻与道德的力量。
“侨批”并非潮汕一地现象
羊城晚报：您认为当下的文艺作品在挖掘侨批文化时，最容易忽略哪些维度？
张倍瑜：围绕侨批文化、华人华侨文化的文艺作品已有不少，但以下维度值得我们更多关注：
首先是海外劳工的在地苦难与抗争史。当前作品偏爱“衣锦还乡”的叙事，却极少正面呈现排华法案、苦力贸易残余、种植园暴力等真实历史背景；其次是文化认同的杂糅性。文艺作品倾向于塑造“忠诚爱乡”的单向认同，忽略了这种认同的流动性、矛盾性与创造性；还有“过番”失败者的回归叙事，传统叙事多聚焦衣锦还乡，但实际上大量华侨是“欠债归来”或病残返乡。侨批中的“儿童视角”也往往被忽视。从强烈认同“华人性”的群体，到与当地人通婚产生的“娘惹”、欧亚混血等文化混血群体，仍有待个案化的深入研究。
羊城晚报：您提到了侨批文化、华人华侨文化的普世性，如何避免将其窄化为某个地域的文化符号？
张倍瑜：事实上，“侨批”并非潮汕一地现象：广府地区有其庞大的侨批网络；福建作为传统侨乡，“闽批”体系自成一体；浙江温州等地的移民同样依赖家书与汇款维系家庭。而在东北同胞移民日本、俄罗斯的历史中，类似的跨国情感与经济纽带也普遍存在。侨批所承载的离散情感、家庭策略与经济互助模式，是中国近代多地域、多路径海外移民的共同经验，甚至是全球移民的普遍现象。我们应将其置于更广阔的中国移民史乃至全球史的框架中进行理解，才能真正把握其作为人类共通情感与生存智慧的价值，避免陷入地域文化的“神化”与“内卷”。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文艺创作在华人华侨历史与文化的传播中应扮演何种角色？
张倍瑜：在我看来，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美学的平衡。它以文艺手法和细腻情感，将华文私塾、冷战背景下的思想传播等历史细节有机融入剧情，做到了“点到为止”。
文艺创作的核心角色应是“抛砖引玉”和“打开世界的窗户”。一部优秀的作品不应是一个封闭、固定的故事，而应是一部可被多元解读和转译的“开放性文本”。它的首要功能是作为一个“鱼钩”，激发公众对一段历史或一个群体的兴趣与好奇；随后，学者、评论家、自媒体可以跟进进行深度解读与知识补充，与公众一起像拼图一样，共同构建更完整、立体的历史认知图景。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