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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的父母是农民，文化水平不高。小学三年级，卡尔从村里转学到镇上，每天步行上学要花1个小时。也许天生聪明，小时候，他一直名列前茅，毫不费力地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

到了高中，他第一次感受到落差。“第一节数学课我就没听懂。”卡尔回忆。但他爱面子，总以为平时的成绩不代表什么，偶尔会不懂装懂。文理分科时，他的选择也同样顾及了面子，“那时候的固有观念就是文科代表弱，男生怎么能选文科呢？”

升入高三，卡尔才突然有了紧张感，“我有竞争压力，我怕同学都去了我不可仰望的学校。”他说，市里的同学家庭条件明显优于自己，“我只是碰巧和他们在一个高中，可能高中毕业我就见不到他们了。”

卡尔想走出大山。他所在的城市有机场，当飞机从头上飞过时，他想有朝一日也能乘上自己的航班。上海是他最想去的城市，在他心里，那是时髦、发达的代名词。

通过努力，卡尔的成绩从班里倒数追到了前十，高考时成功过了一本线。他花了20天研究志愿填报，“我查得非常细，因为我对我的人生是非常重视的。”

最初，他把目标锁定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但很快就被否定了，因为这所学校在湖南是本科二批招生。“我们农村太要面子了，能考一本肯定不去二本。”

后来，他拿到了湖南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为村里二十多年来第一位考上一本的学生。

在卡尔的记忆里，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家人在村里为他置办了一场酒席，请了20多桌客人，卡尔站在门口迎宾。“涨了一波排面，我爸妈走在路上脸上都有光，因为（在）农村大家对你的看法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你孩子的成绩。”他说。

卡尔的卧室里贴满了奖状。图/受访者提供

【2】落差

大学，并不是卡尔想象中的样子。“走出浪浪山，发现自己不是天才，只是个普通小妖怪。”他说。

他被录取的专业是应用物理，这是他填报的30多个志愿中唯一一个物理专业，而他高考的物理成绩只有20多分。

周围很多同学高中时物理成绩就好，高考后的那个暑假，他们已经开始预习高等数学。课堂上，卡尔听不懂专业课，还经常挂科。除了学习成绩外，同学之间阶层的差距也让卡尔感到深深的落差。别人手里的苹果手机，他从来没用过，别人的穿搭也让他羡慕。他还惊讶于，居然有人会跳街舞。

卡尔觉得自己并不属于这个集体。他把这种感觉称为“缓期执行”，大学给了他4年看世界的机会，等到毕业，“行刑”开始了，他再次被丢进大山，成为井底之蛙。

有同学曾开玩笑地对他说：“不用担心毕业混不好去开网约车，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去开网约车的。”卡尔觉得这句话可笑，但同时也很抵触。

刚上大学时，一位考入武汉大学的朋友邀请卡尔去武汉玩。那是卡尔第一次坐地铁，他开心地对朋友说：“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能坐上地铁，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地铁站。”

卡尔想去外面的世界，在他的观念里，考研是通行证，他要上名校。

由于对物理专业的抵触，卡尔在考研时选择跨考计算机专业，“我可以明确的是，我对物理不感兴趣，很多老师说物理是工科的基础，所以我想跳出工科。”

备考的专业书。图/受访者提供

2021年，第一次考研，卡尔选择了长沙理工大学，这是他高考时填报的第一志愿。他自学了7个月，但始终沉不下心，也学不明白专业课，结果不出意外地落榜了。

二战，他想考苏州大学。苏州是他梦寐以求的新一线城市，离上海近。此外，苏州大学考研考的是数学二和英语二，专业课只考两门，他觉得难度不大。

这次，他准备得格外用心。每天朝6晚10，雷打不动地去图书馆学习。焦虑的时候，他就刷一些苏州大学的帖子来“望梅止渴”。

卡尔用“崩盘”来形容二战的结果。查成绩时，专业课39分的成绩格外醒目刺眼。当时的他把这次失利归结为学校的自命题，“自命题太不可把控了，对我跨考太不友好了”，他要再参加一次“更公平”的全国统考来证明自己。

三战，他发现了复旦大学工研院这个新开的学院。当时，复旦工研院还比较小众，报考的人不多，分数线也低，考试又是全国统考，这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差。唯一的缺点是，学院学费贵，且不提供住宿。“很多人不敢报，但我是贫困生，可以申请免费公寓，学费可以办助学贷款。”卡尔有些兴奋地说。

但他还是失败了。学了三年，成绩仍然毫无起色，卡尔觉得自己已经跌落到了谷底。

【3】存在感

失败次数越多，心理压力越大。2022年6月，临近毕业，学院统计档案流向，卡尔看到一些同学填写的是某某大学、某某研究院，而他只能填老家的人才市场，“我觉得自己被同龄人甩在了后面。”

那年，他留在学校备考，偶尔在图书馆遇到熟人，对方开玩笑说：“你怎么还赖在这儿。”卡尔只能笑笑掩饰内心的失落。后来，他不再与周围人说话，也关闭了朋友圈，不敢接收别人的近况。

无法回避的还有经济压力，脱产备考，他只能靠母亲每月给的1000元生活费过活。

2024年春节前，三战失败后，卡尔来到上海，想赚点钱继续备考。那时，他手里只剩500元，找了家20块钱一晚的旅馆，房间里充满刺鼻的味道。卡尔找到附近一个小区当保安，可管理者却把他安排到5公里外的一个地方工作。那里没有地铁，不包早晚饭，一天只有100多元的收入，“我觉得太屈辱了。”

卡尔。图/受访者提供

卡尔在上海待了一周，一位杭州的朋友收留了他，借给他电动车和住所，邀请他一起送外卖。

在杭州，卡尔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他第一次认识保时捷的车标，第一次看到兰博基尼。恰逢演唱会，他派送完奥体中心附近订单时，会短暂下线几分钟，去看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同龄人，“我感觉自己跟社会还有连接，还能够见到同龄人。”

卡尔在乎这种连接。他派送的订单里，有杭州的人才公寓，有各互联网大厂，还有MCN机构，“我虽然现在跟他们在社会阶层上不是一个等级，但是在地理位置上能够接触到这种人，让我有一点现实的存在感。”

为了加强连接，卡尔查询了杭州的五类人才标准，人才公寓的申请条件，还常分析什么样的人可以在互联网公司工作。

在杭州的半年，卡尔第一次感受到具体的快乐，他被人需要，也因此获得相应的报酬。另外，他觉得自己在为社会创造价值，“备考时，我不知道在社会上还有没有人需要我，我感觉自己被社会抛弃了。”

但他从未放弃考研，“因为体力劳动无法改变我的命运，我觉得还是要读书。”

【4】执念

2024年底，第四次考研，卡尔报考了南京大学软件工程专业，理由是该专业是两年制，他想早点毕业，早点步入正轨。

笔试结束后，他对完答案自知上岸无望。便将自己四年的准考证拍照上传至短视频平台，并配文：“再也没有二战三战考崩后的撕心裂肺……更多的是心疼，你独立走了很长的路，可是这次你依然会错过南京的秋。”

不过，在多个调剂院校中，他收到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录取通知。

再次回到校园，他感到无所适从，录取专业为商科，周围同学已开始准备毕业论文，而他从未进行过商科学习，“我什么都不会，与其这样，不如再努力一年报考一个两年制的计算机专业，而不是从头学习三年商科。”

2025年底，卡尔再次走进考场，这次的目标是武汉大学计算机技术专业，“这次我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我觉得我一定能考上。”

结果也如他所愿，他以笔试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复试，可机试0分又让他再次落榜。多次调剂无果后，卡尔的第五次考研落幕了。4月21日，卡尔在直播中崩溃痛哭，他说：“（像）做了一场梦，确实很难受，就这样吧。”

直播间里，有人问他还考吗，卡尔回答：“我已经考到历史上的最高分了，再考很难了。”

采访中，再次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明年还会想再考，我还没想好，又想留学又想考研，我觉得还是先休息，现在有点被裹挟了。”

卡尔讲了一个故事去概括这几年的考研经历。有次旅行，他从澳门打了辆顺风车回深圳，车中其他乘客在聊赌博经验，一位乘客说，赌博的人喜欢“以小博大”，但“以大博小”才是常胜之道。那时，卡尔也觉得自己是位赌客，考研的目标越定越远，结果也是一输再输。

卡尔说，考研的执念是，他太想成功了。走出大山后，他觉得世界很宽广，发现生活有很多选择，可兜兜转转几年后，能选的路并不多，“因为想进国央企要有985学历，想考公最好是应届生，想去国外留学得有钱，看似都是选择，那我能选吗？不能选。”

九派新闻记者 马婕盈 闫华阳

编辑 王佳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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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九派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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