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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最直接的表现，明朝的宗藩对于国家财政造成巨大负担。像根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全国宗禄需853万石，占当年税粮（2285万石）约37%。

虽然自明朝中后期以后，中央朝廷为了节省开支，采取了两方面措施。一方面是耍赖式的普遍拖欠、折色（以钞/银代粮，而且折价极低）宗室俸禄，像受影响最大的底层宗室子弟甚至是难以维持生活。一方面是为宗室子弟寻找新的出路，诸如诸如放开科举制度，使得宗室子弟可以参加科举，当然效果不是很理想，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但宗藩对于财政的破坏性还是很大的，就以土地兼并来说，宗室凭借皇帝赏赐和免税特权，是大肆兼并土地。诸如万历帝的宠爱的三子福王就曾占田2万顷，更不用说其他历代藩王，久而久之，使得全国的纳税田亩锐减，这对于中央朝廷来说是致命的。

对于宗藩，明朝的中央朝廷始终无法狠下心来在根本上进行改变，毕竟是自家人，因此最后促成了恶性循环，宗室越来越多，造成的财政负担越来越大，收的钱却越来越少，朝廷又面临北方边境的巨大军事压力，最后只能是加派诸如明末三饷的苛税，使得底层百姓生活越来越难，活不下去以后，只能是揭竿而起。

虽然这种恶性循环不能都怪在明朝藩王制度上面，但藩王制度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恶性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

最长远结果来看，本来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藩王制度，是藩王虽然享受世袭罔替的丰厚待遇，但也是拿钱办事的，需要承担起供卫皇室的作用，结果明成祖朱棣那么一隐性削藩，使得藩王连正常的成长环境都没有，根本无法出现人才。

所以纵观其他朝代，像西汉灭亡以后，宗室刘秀可以站出来再复汉家。北宋灭亡以后，宋高宗赵构可以再建南宋，延续半壁江山。即使拉胯如西晋，也有琅邪王司马睿南下建立东晋，虽然是“王与马共天下”，但好歹延续了上百年。

但是明朝灭亡以后，宗室在南明的表现，简直是丑态百出。南明第一个弘光政权的弘光帝朱由崧是懦弱无能，大敌当前自己先脚底抹油逃跑，最后被俘。有着“贤王”之称的潞王朱常淓，直接在杭州毫无气节的开城门降清，就这样最后也没有保住性命，在1646年连同朱由崧等几位明朝藩王被清廷找借口处死。

南明第二个政权，虽然隆武帝朱聿键有复兴明朝之心，并且想要有一番作为，但并非雄才大略之人，并且始终受制于郑芝龙。隆武政权与鲁王监国政权更是在大敌当前之际，是互相对立互斩来使，差点兵戎相见，有限的兵力都用来防备彼此，最后清军趁虚而入各个击破。

南明第三个政权绍武政权和第四个政权永历政权，直接是大敌当前内斗为先，清军虎视眈眈之际，双方先大战一场，斗的是两败俱伤，兵力消耗殆尽，结果使得清军轻轻松松消灭绍武政权，并且拿下广东，使得永历帝是匆忙逃亡到西南一带。

永历帝虽然坚持了十几年，但只是一味逃跑，根本没有帝王才能，最后南明全面崩盘。

可以说明朝灭亡以后，明朝的宗室实在是让人一言难尽，那么多宗室成员，竟然无一可堪大用之人，不要说力挽狂澜，就是小有成就，在乱世之中闯出一番成绩的都没有。

我们再来看看西汉的推恩令，本质上就是温和的进行削藩，使得宗室不能世袭罔替享受特权，不会给国家造成巨大财政负担，慢慢的血缘疏远的宗室会随着一代代递降，成为平民。

像汉世祖刘秀，到了他父亲刘钦那一辈，只能是济阳县令那种基层小官，到了他这一代，则是平民化。

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宗室子弟虽然不能保证永享富贵，但是起码有着正常的成长环境，那些沦为平民的宗室子弟，在底层的环境之中，可以见到更多的社会真实一面，可以经历过残酷的现实，更容易出现大才，汉世祖刘秀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如果明朝也实行推恩令，使得宗室子弟有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而非在被圈养的环境中成长，那也容易出人才，在乱世之中真可能力挽狂澜。

虽然明朝灭亡以后，入关的清朝不只是堪称集历代王朝的大成者，更是可以说是集历代北方边患的大成者，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对手，但也有着明显的弱点。像摄政王多尔衮在消灭弘光政权以后很是自大，觉得大业已定，便是肆无忌惮起来，酿成此后几年此起彼伏的反抗运动，差点掀翻清朝的统治，也使得永历政权得以苟延残喘十几年。

明朝宗室子弟中若是有可以拿得出手的人物，肯定可以抓住这样千载难逢的窗口期，虽然恢复明朝的全盛之天下不太现实，但是谋得半壁江山，达成宋高宗赵构那样的成就，还是有着很大的可能，可惜在畸形的环境中成长的明朝宗室子弟，实在是没有值得一提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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