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使用下方推荐的浏览器访问

纪律委员会驳回摩洛哥的上诉，但是摩洛哥接着又向非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理由不变。这一次，上诉委员会决定支持摩洛哥的上诉，其中出现了对塞内加尔离开球场的时间计算的范围，认定超过了十五分钟，这是以第一位塞内加尔球员离开球场，和最后一位球员回到球场的时间计算的。

上诉委员会因此根据非足联《非洲杯赛程》82条，“一方未经裁判允许离场或拒绝比赛，均属违规，视为拒绝比赛”，以及84条，“拒绝比赛即罢赛，罢赛判0-3负于对手”。

这个看似完美的处罚逻辑中有一个巨大的漏洞，即塞内加尔老将马内始终没有离场，他不仅没有离场，还把他的队友们劝了回来，也就是说，只要马内留在场上，就没有出现全员离场现象。事实上，主裁也根据马内的表现，没有认定塞内加尔球员罢赛。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罚伦理，主裁如果认定塞内加尔罢赛，那么处罚尚有依据，如果主裁没有认定塞内加尔罢赛，那么上诉委员会的判罚决定就是自己臆想出来的，缺乏实据。

主裁恩达拉在赛后报告是这样写的“第97分钟，因为对点球判罚不满，塞内加尔球员（除了马内），未经允许离场，比赛中断14分钟，经马内劝说，塞内加尔队回到球场比赛”。

恩达拉没有写罢赛，但记录了“未经裁判允许离场”，也记录马内没有离场。恩达拉没有认定这属于罢赛。马内留在场内并与裁判沟通的细节，将在未来塞内加尔的上诉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在社交媒体上，摩洛哥被挖苦到无地自容的程度，全世界绝大多数球迷对非洲足联迟到58天判罚讥讽不断，除了被贴上“办公室冠军”这个标签，结合最近流行在西亚某地的“纸板最高领袖”的形象，也被称为“纸板冠军”。

塞内加尔除了展现出“将非洲杯奖杯放入军营”，“拒绝退还冠军奖金”等一系列行为外，最重要的，他们将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上诉。总部位于瑞士洛桑的、为国人熟知的体育仲裁法庭，其对塞内加尔上诉的接受以及最终的处理决定，将对未来的体育世界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摩洛哥足球的裁决往事

在非足联对塞内加尔的处罚出台后，很多人都拿着2019年5月31日进行的非洲冠军联赛决赛第二回合突尼斯希望与卡萨布兰卡维达德的比赛最终结果和后续事件进行对比，因为在这一场比赛中，出现了维达德退赛、裁判确认希望胜，以希望捧杯告终；比赛后，出现了非足联执委会裁决重赛，仲裁法庭裁决执委会裁决无效的一连串事件。

在此役第58分钟，维达德的埃尔卡尔蒂头球攻门，将场上的比分扳为1-1，将两回合比分扳成2-2平。主裁加萨马吹罚进球越位，从慢镜头看，这粒进球没有问题。

维达德球员要求VAR，但加萨马拒绝。维达德球员随后回到更衣室，明确拒绝比赛。当时在现场观战的非足联主席艾哈迈德前往维达德更衣室进行劝说，经过长达80分钟官员沟通和裁判警告后，维达德球员拒绝回到场上比赛，比赛以希望1-0的比分终止，希望最终以两回合2-1的比分夺冠。但此役的技术分是希望3-0胜维达德。

2019年6月5日，非洲足联执委会在巴黎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推翻当时的比赛结果，收回已颁发给希望队的奖杯，裁决两队进行第二回合重赛；6月7日，希望与维达德同时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希望队的上诉要求是驳回非足联执委会的重赛决定，维持第二回合比赛后的结果。

同时，维达德也提出上诉，维达德的上诉理由非常有趣，他们认为也需要推翻非足联的重赛决定，直接确定希望队违规，理由是当维达德球员回到更衣室时，希望队的球迷有向球场里投掷杂物的情形，因此不再重赛，直接判维达德获得冠军就可以了。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于7月31日如是裁决，“非足联执委会没有决定重赛的权力，重赛决定无效，此案将发回非足联纪律委员会重审，且执委会不得干预”。8月7日，纪律委员会做出终审决定，维持原判，希望队夺得冠军。

有一点需要说明，卡萨布兰卡维达德就是摩洛哥的俱乐部，非足联执委会在历史上只有一次紧急召开会议，会议用于推翻一场比赛的结果。非足联执委会的工作范畴本是财政预算案的通过与推进；人事与紧急事务，虽然权力极大，但集中在行政范畴。执行会没有权力做出重赛以及收回奖杯的决定，这本是球队上诉后，纪律委员会的工作。

球场结果是这样被场外剥夺的

其实，非足联的这次判罚，正式宣告一个时代的开启，这个时代就是，比赛的结果不再由球场上的人来决定。

只有球员和裁判能决定比赛结果，这是足球比赛和球迷的足球伦理。一旦非足联上诉委员会的判决无法推翻，这就意谓着，从2026年3月开始，足球比赛结果可以在比赛结束后，从比赛一方的瑕疵行为中找到漏洞，最终更改比赛的结果。

正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一天的出现，也不是从今天开始的。

1995年，第四官员正式在比赛中登场，第四官员具有向主裁提醒主裁与边裁可能存在的明显漏判错判行为，如果第四官员举牌示意主裁漏判红牌，主裁须对第四官员的提示做出反应，但主裁仍可以决定最终判罚；同年，边裁对越位具有初次决定判罚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主裁身上。即边裁举旗判罚示意越位，主裁若认为边裁的判罚不准，仍可推翻边裁的旗语。

2000年，边裁和第四官员有义务向主裁指出他可能存在的错判漏判，主裁可以无视，但在程序上当边裁和第四官员用动作示意主裁判罚有误时，主裁必须先听取助理裁判们的汇报，并将情况写入赛后报告。

2008年U19岁欧洲杯上，欧足联在普拉蒂尼的安排下，第一次在球门的底线外，安排了两名底线裁判，这两人负责对禁区内犯规、皮球门线争议以及点球的判罚，但主裁对底线裁判的判罚具有决定权。

2012年7月，用于判断皮球是否越过门线的鹰眼技术开始被推广使用，2013年的联合会杯意大利与乌拉圭的季军战上，迪亚曼蒂在第24分钟主罚右路任意球，球击中远门柱，又弹到了乌拉圭门将穆斯莱拉的后背上飞向空门，意大利队的阿斯托里在门线上将球捅入。这粒入球最初由主裁记在迪亚曼蒂身上，鹰眼介入后，确定皮球是被阿斯托里打入的。这是鹰眼第一次更改主载的判罚。

在2014年世界杯小组赛法国与洪都拉斯一役，下半场开始不久，本泽马射入一记打中远门柱的球，皮球也弹向洪都拉斯门将巴利亚达雷斯身上，后者倒地后从球门线上将球捞出。鹰眼介入后，确认皮球入网，且是一记“由门将打入的乌龙球”。

2018年3月，国际足联将VAR正式写入《足球竞赛规则》，同时规定主裁必须接受VAR的建议；此外，补时时间的长短，将由人工智能向主裁进行提醒，当第四官员在场边举起补时时间时，主裁可以延长该时间，但不得减少该时间。这些特征，在2018年的世界杯上都有体现。

到了2023年，当主裁出示红黄牌时认错人，误判进球或者不进球时，VAR将直接提醒主裁，但决定权依然在主裁身上。

这一切，都在展现一件事。决定足球场上比赛结果，不再仅仅是足球场上的人员。

从场外第四官员，鹰眼技术、VAR到VAR开始管理补时、越位线等等，意谓着主裁的权力进一步缩减，也意谓着球场里比赛的结果，正在被人工智能，或者是足球管理者制定的章程确认直至管控。

表面上看起来，这是技术的进步，在减少人为失误的发生；但实际上，球场上的比赛结果，正在被非球场上的人来确认。

直到摩洛哥获得了这一次“纸面冠军”。

人工智能时代的足球伦理

表面上来看，当人工智能和技术政策涉入到足球场上后，会减少争议的发生。但塞内加尔与摩洛哥的冠军之争，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件事。

从其中真正获益的是那些没有在球场上比赛的人，比赛变得更容易被操控，甚至比赛结果都可以被推翻。这些人制定规则后，他们就把规则的漏洞玩到极限。比如在2019年，非洲足联执委会在巴黎召开会议，能确认突尼斯希望队必须与对手重赛；又像现在，摩洛哥队夺得了非洲杯的冠军。

权力开始改变人类的足球伦理，最初是以技术的名义展开；球员和裁判身上感受到的无形压力越来越大，但足球场外拥有权力的人的约束越来越小，同时，主裁的裁判权因为在人工智能的侵蚀之下，不再成为唯一的判罚标准。

只要打开这道口子，很多事情就方便操控和更改了。

我们一直认为，通过人工智能来减少足球场上的漏判与错判，是一件对足球有益的事情，但是一旦主裁判的权威受到侵蚀，比赛最终结果也可以用各种技术手段甚至是官僚的手段来改写，这次非洲杯的冠军之争就是一个例子。

说到底，非足联的上诉委员会剥夺的是塞内加尔的冠军，但是骨子里，主裁决定权以及球场真相，将不再重要，官僚系统与技术重叠，可以改变比赛结果。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足球伦理吗？（钱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