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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版第1895期
引 言
会馆是明清以来中国都城社会中极具代表性的地域性社会组织，它集科举栖宿、乡谊联络、商业互助、慈善救济于一体，构成传统乡土社会在都市中的重要延伸。北京作为数百年国都，会馆林立，其中由徽州绩溪籍人士营建并长期经营的绩溪会馆，虽属县级会馆，却因存续之久、规制之全、文献之备、名人关联之深，成为京师会馆体系中不可忽视的典型个案。
自明代创建以来，绩溪会馆历经明清鼎革、晚清变局与民国社会转型，始终是绩溪士人、徽商与旅京同乡在京城的重要依托。尤其道光年间编纂刊行的《京都绩溪馆录》，更为后人保留了极为完整的馆务档案，使这座小邑会馆的四百年往事得以清晰呈现。本文以《京都绩溪馆录》为核心史料，结合碑刻、方志、胡适日记书信及现代会馆史研究成果，系统梳理京城绩溪会馆的创建沿革、空间格局、管理制度、社会功能及其历史价值，还原一座徽州会馆在京城的兴衰历程与文化意义。
一、创建与沿革：从梁安会馆到绩溪会馆
绩溪会馆的出现，植根于徽州“文风鼎盛、士商辈出”的地域传统。绩溪地方狭小而科举人口众多，徽商足迹遍于南北，大量士人、商人、官吏常年旅居京师，亟需一处固定场所安顿起居、互通声气。在此背景下，绩溪在京同乡合力筹建会馆，历经数百年而绵延不绝。
京城绩溪会馆的前身，可追溯至明代。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绩溪人士葛应秋、余任卿等人在京师倡议集资，建立同乡会馆，初名梁安会馆，取绩溪古地名“梁安”之意。会馆设立之初，主要服务于赴京应试的士子，为其提供栖身之所，减少旅途奔波与京城寄居之苦。但明末政局动荡，兵火频仍，会馆渐趋颓坏，基址亦随之湮没。
入清以后，社会趋于稳定，科举制度恢复并走向鼎盛，徽商势力进一步扩张，重建绩溪会馆的呼声日益高涨。乾隆十九年（1755），在京同乡再度募捐，集资两千余金，于宣武门外椿树上头条购置地基，重建新馆，正式定名绩溪会馆。宣武门外一带为清代士人聚集区，会馆、书肆、庙宇鳞次栉比，绩溪会馆选址于此，既便于士子往来，也利于徽商联络，区位优势十分明显。
至道光年间，会馆屋宇日久失修，同乡再次集资修缮，并于道光十一年（1831） 编纂刊刻《京都绩溪馆录》六卷，详细记载会馆历史、规条、产业、捐输、义园等内容，成为会馆制度定型的重要标志。光绪时期，会馆又有续修与补刻，不断增补新的馆务记录，使文献体系更为完整。
进入民国，科举废除，新式教育兴起，会馆传统功能大为削弱。但在胡适等乡贤主持下，绩溪会馆仍以同乡会形式继续运转，承担乡谊联络、慈善互助等功能。直至20世纪后期城市改造，会馆建筑被拆除，原址改建为居民小区，这座存续近四百年的徽州会馆，最终退出了城市物理空间，但其历史与文献却长久留存。
二、京都绩溪馆录：一部县级会馆的完整档案
在绩溪会馆研究中，《京都绩溪馆录》居于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也是绩溪会馆最重要的史料依据。
《京都绩溪馆录》是清代道光十一年（1831）由北京绩溪会馆在京同乡会程蘋卿等编纂刊刻的会馆专志，全书共六卷，光绪年间又经续刻增补，是目前存世最为完整、记载最为详尽的清代京师县级会馆志书，亦是研究绩溪会馆历史最核心、最直接的原始文献。该书并非普通文人著述，而是集会馆沿革、馆规章程、捐输征信、房产产业、经费收支、义园管理、祭祀文献于一体的公共征信档案，兼具规约、账簿、契据、碑记、祭文等多重文献属性，全面记录了明清至民国时期绩溪会馆从创建、运营到管理的完整制度体系。
书中详细载明会馆居住规则、董事值年管理办法、经费来源与使用规范、同乡救济条例、义园安葬章程等内容，真实呈现了传统乡土社会组织“同乡自治、公益为本、公开透明”的运作模式，为考察明清京师会馆制度、徽商在京活动、科举士子生存状态以及民间慈善救济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民国时期，胡适担任绩溪会馆董事期间，其馆务管理、账目规范与文献保管方式，亦直接继承《京都绩溪馆录》所确立的传统，使这部会馆专志的制度精神延续至近代社会。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京都绩溪馆录》的存在，绩溪会馆才得以从众多湮没无闻的县级会馆中脱颖而出，成为可被完整复原、深度研究的典型样本。
三、建筑格局与空间功能：徽韵与京味相融
绩溪会馆坐落于宣武门外椿树上头条，整体为多进四合院布局，分为前院、中院、后院、西院及小后院，形制上既有北京四合院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的特点，又暗含徽州民居“四水归堂”的空间意象，呈现出地域文化在京师融合的特征。
会馆空间分工明确：
前院多用于接待往来同乡，设置门房与公共厅堂.
中院为核心区域，正房用作祭祀场所，供奉文昌帝君与绩溪乡神越国公汪华，是举行祭祀典礼、同乡集会的重要场所。
后院与西院主要作为居住用房，优先分配给赴京应试士子与候补官员。
小后院则为厨房、杂物间等辅助空间，保障日常运转。
除会馆本馆外，绩溪同乡还在城东左安门霍家桥一带购置土地，设立绩溪义园，作为旅京病故同乡停柩与安葬之地，形成“馆舍居生、义园安死”的完整公益体系。义园设有专人管理，订立严格规约，定期祭扫，体现徽州社会“慎终追远、患难相恤”的伦理传统。这种居住、祭祀、慈善三位一体的空间结构，使绩溪会馆不仅是一处建筑，更是绩溪人在京城的精神家园与乡土共同体载体。
四、管理运作：同乡自治与制度规范
绩溪会馆属于民间自治组织，不依赖官府财政，完全依靠同乡捐输与房产租金维持，其管理制度成熟严密，在《京都绩溪馆录》中有细致记载。
会馆实行董事、值年负责制。董事由德高望重的官员、乡绅、商人公推产生，统筹馆务、掌管产业、决断大事；值年则负责当年具体事务，包括房屋修缮、祭祀安排、经费收支、义园管理、同乡接待等，逐年轮换，以防专断。这种架构既保证了决策稳定，又实现了轮流主事、相互监督，是传统乡土自治的典型模式。
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一是建馆、修馆时同乡官员与徽商的自愿捐输；二是会馆房产与土地的租赁收入；三是部分出仕任职者离任或升迁后酌量捐助，以回馈乡梓。馆规明确要求经费公开透明，账目定期核对公示，严禁私挪侵占，如有盈余则用于添置产业、扩充义园，确保会馆长期存续。
在使用规则上，会馆坚持优先士子、公益为本。凡绩溪籍赴京应试举子、候选官员，均可免费入住；严禁闲杂人等占用，禁止赌博酗酒、损坏器物，以维持清静读书环境。这些严格而务实的规定，使绩溪会馆在数百年间始终保持其最初设立的宗旨，成为士人可靠的栖居之所。
五、社会功能：士商共济，乡谊长存
绩溪会馆虽小，功能却极为综合，集中体现了明清会馆“士商兼顾、祀义并举”的特点。
第一，科举试馆功能。会馆最核心、最原始的作用，是为绩溪士子提供进京应试的住所。对许多贫寒士子而言，会馆不仅免去高昂房租，更提供了相对安定的备考环境，成为他们走向仕途的重要跳板。
第二，乡谊凝聚功能。在异乡京城，同乡口音、习俗相近，会馆成为联络感情、化解孤独的重要场所。每逢祭祀、年节，同乡齐聚一堂，叙乡情、通信息，形成稳固的乡土共同体。
第三，祭祀与文化传承功能。会馆常年祭祀文昌与汪华，既祈求文运昌盛，也传承徽州本土信仰。通过固定仪式与共同记忆，强化文化认同，使徽州文化在京师得以延续。
第四，慈善救济功能。会馆最为人称道的，是对旅京同乡的扶助。贫病者予以接济，身故无力归葬者则由义园安置，真正实现“生死相恤、患难相扶”。
第五，徽商联络功能。绩溪徽商以茶业、墨业、盐业、典当业闻名京师，会馆自然成为商人互通信息、协调纠纷、抱团互助的据点。商人捐资支持会馆，会馆又为商人提供社交与信用平台，形成“商助馆、馆扶商”的良性循环。
五十年代初，曹孔修和家人在会馆西院北房合影
六、名人因缘：胡适父子与绩溪会馆
绩溪会馆最具近代知名度的一段历史，与胡传、胡适父子紧密相关，也因此进入近代文化史视野。
胡适之父胡传，于光绪年间进京候选官职，曾寄居绩溪会馆，并在此结识同乡乡贤，获得援引，由此步入仕途，后任职台湾，成为晚清边疆官吏。会馆在其人生关键阶段提供了栖身与社交之便。
而胡适与会馆的关系更为深远。1910年，胡适赴京参加留美考试，曾居住绩溪会馆备考，并在此正式改用“胡适”之名，最终考取庚子赔款留美资格，开启一生学术道路。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后，胡适长期担任绩溪会馆董事，主持馆务近二十年。他关心同乡疾苦，资助贫寒子弟，维护馆产，整理文献，甚至在战乱前夕将会馆契纸、账目、公印等重要档案交由江冬秀妥善保存，部分文献后来辗转海外，得以幸免战火。
胡适与江冬秀婚后回京，还曾在会馆简单设宴，仅邀同乡小聚，尽显乡土温情。可以说，绩溪会馆不仅见证了胡适的人生转折，也因胡适的参与而在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七、历史价值与文献意义
绩溪会馆虽为县级小会馆，但其历史价值远超其规模。
首先，它是清代县级会馆的完整标本。依托《京都绩溪馆录》，后人可以系统了解一座基层会馆从创建、管理到运营的全过程，弥补了会馆史研究中多重视大省会馆、轻视州县会馆的不足。
其次，它是徽学研究的重要史料。会馆记录了大量绩溪士人、徽商在京活动信息，反映徽州人在外的生存状态、互助网络与文化坚守，是徽商与徽州社会研究不可多得的实证资料。
再次，它是传统民间自治的典型案例。会馆不靠官府，不靠强权，依靠乡规民约、公序良俗与乡土伦理实现长期稳定运转，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内在活力。
最后，它是近代社会转型的微观缩影。从科举试馆到同乡会，从清规森严到近代管理，绩溪会馆的变迁折射出晚清民国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与都市空间的深刻变化。
《绩溪义园记》石刻拓片
结 语
会馆故宅，椿树旧踪；四百年风雨，一馆藏春秋。京城绩溪会馆自明代创立以来，历经兴衰嬗变，始终是绩溪人在京师的乡土坐标与精神依托。它以士子为基，以徽商为助，以乡谊为纽带，以慈善为底色，在科举社会、商帮网络与都市生活之间搭建起重要桥梁。
《京都绩溪馆录》以翔实档案留住了会馆的制度与往事，胡适父子以人生经历赋予会馆近代文化光彩。如今会馆建筑虽已不存，但其承载的乡土情怀、互助精神与制度智慧，依然值得后人回望与思考。绩溪会馆的故事，既是徽州人的京城往事，也是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在都城文明中生生不息的生动见证。
回溯其最后的传承脉络，最值得铭记的一笔，当属胡适对会馆命运的妥善安排。在1936年正式辞去会馆董事职务之前，胡适并未因身份转变而疏远故土，而是基于对同乡事务的深刻了解，力荐绩溪籍人士、老胡开文墨庄北京分店经理曹孔修（1897-1977）出任绩溪会馆馆长，负责具体馆务管理与产业守护，这一荐举，不仅是权力的合法移交，更是对《京都绩溪馆录》所确立“公益自治”精神的最后践行。曹孔修接任后，妥善保管会馆契据文书，维系馆务存续，成为这座百年会馆有形遗产与无形精神的最后守夜人。
引用资料：
道光十一年辑. 京都绩溪馆录（六卷）
王日根. 中国会馆史[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曹立先（最后一任董事曹孔修之子）：重回胡同：椿树上头条
耿云志. 胡适研究十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胡适. 胡适全集·书信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作者系绩溪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