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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强：孙中山能够成为一个热门学术议题，也与孙中山的纪念有直接关系。

1955年，中山大学陈锡祺先生陪同苏联学者谢宁参观中山故居，这是中山大学开展孙中山研究的重要节点。在陪同过程中，谢宁提到了苏联的孙中山研究和他对孙中山研究的看法，以及苏联将会在1956年举行纪念孙中山的盛大活动。陈先生认为，中山大学作为以中山先生命名的大学，研究近代史应该着重研究孙中山。1956年是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孙中山先生的文章。全国各地，包括中山大学，也在这一年举办了大型的孙中山纪念活动。1957年，陈锡祺先生出版了《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这是新中国第一本写孙中山的书，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大陆的孙中山研究。

陈锡祺著《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1984年修订本

改革开放后，中山大学成立了最早的孙中山研究室。1986年研究室升格为孙中山研究所，独立编制，在业务上同时承担着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的工作，这样一来就有了专门的纪念机构，有一套研究团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海峡两岸相继都在编孙中山的全集，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民国史研究室一起编了十一卷的《孙中山全集》，这套书从1981年至1986年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民国史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

陈锡祺先生的眼光非常睿智。其实他原本是研究隋唐史的，但是中山大学合并后，中大迎来了两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隋唐史研究者——陈寅恪先生和岑仲勉先生，偏偏缺少研究近代史的人才。陈先生当时是中国史教研组的负责人，他主动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调整为近代史。他首先考虑以林则徐与鸦片战争为切入点，因为这与广东有关，又是近代重要的学术问题。1955年之后，他的研究重心就转移到了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研究。

在领衔编纂《孙中山全集》之后，陈先生又主编了一部影响力很大的学术著作，即1991年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这部书采用了研治中古史的学术方法，以长编考异的方式对孙中山生平的活动与言说作了非常翔实的史料、史实和研究相比勘的考证。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

较之《孙中山年谱长编》，您参与的《孙中山史事编年》在学术上的推进具体在哪些方面？这项工作如何深化了您对孙中山研究的思考？

安东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孙中山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的“显学”。那时以孙中山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基本上能集结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一批近代史研究者。但是新世纪以后，研究孙中山的热潮逐渐过去了。大家普遍感觉孙中山研究已经是近代史上学术积累非常深厚的学术领域，出了那么多的专著、文章——《孙中山全集》都有几套了。孙中山研究与辛亥革命研究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两个学术高原。这使得许多后来的年轻人难以适应，此前持续耕耘的先生们也认为再继续做有些困难，因此逐渐冷却。当然，逢五逢十的孙中山纪念大会仍在举行，尤其是孙中山诞辰逢十的周年，中国史学会都要举办一个国际学术研讨盛会。

在中山大学，一直有人在坚守孙中山研究的阵地，从林家有老师到桑兵老师，大家都在思考孙中山研究如何更进一步。其中最具共识的就是资料文献的再搜罗和新整理。团队同仁先后编了十卷本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六卷本的《孙中山全集续编》，以及一套十册的《孙中山思想政见各方论争资料汇编》。另一方面，则是如何消化这些新史料和总结新世纪前后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区别于编目录、学术回顾和论文集的形式，桑兵老师带领团队同仁继续用长编考异的方式整合孙中山研究的新旧史料、研究成果，从而更加翔实地在历史整体视野下呈现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即2017年出版的十二卷《孙中山史事编年》。这项工作与《孙中山年谱长编》的方法是一致的，区别在于1991年之后到我们这项工作开启的2012年，二十多年里又出现了许多新材料、新研究。这项工作极大地吸收了学界最新披露的新材料和新研究，篇幅从《孙中山年谱长编》的一百五十万字扩充到了五百五十万字。我也是从这项工作进入到孙中山研究的。

桑兵主编《孙中山史事编年》

其中，我承担的是1906年至1911年的部分，也就是辛亥革命时期。以长编考异的方式来做这个工作，就需要把各方史料和前人研究放到一个时间脉络里比勘印证和思考，从中就能看到前人在哪些问题上真正地做了推进，哪些研究是靠不住的，我也意识到，在大家普遍认为很难出新意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哪些问题还有再思考的空间，并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

“革命的对手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思考吗？

安东强：是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很多学者开始反思和批判过去的革命史叙述，因此在原来称之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时段内迎来了清末新政的研究热潮，学界的研究重心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转移到清末新政和立宪的问题上。当时我有些困惑——在清末新政和立宪的研究中、在督抚的研究中为什么革命的主题逐渐淡化，甚至消失无影？这显然是不太正常的。与此同时，中国学者研究近代史实际上还是着眼于改良和革命二分法的研究路线，这极大地影响了大家研究历史和叙述历史的思维，但是二者交叉的部分呢？他们之间是如何展开政治较量的？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傅斯年提出的“学术的对手方”这一概念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认为这个概念非常好，“革命的对手方”比“政治对手”有着更多元的意涵，不仅超越了“你死我活”和不平等的政治视差，而且可以在历史整体的视野下将清政府、革命党、立宪派乃至朝野上下的各方政治势力呈现历史的无限联系，包括“改良”与“革命”之间的模糊地带。这样可以更清晰地揭示晚清政治较量和多元合力下推动了近代中国政治形势的演进历程。

傅斯年先生讲“对手方”有学术接受过程，我认为，“革命”对各方包括革命党而言也有一个接受史的问题，即大家怎么认识革命，怎么认识革命党，怎么认识革命背后的一套理论、制度，怎么认识革命党为当时中国描绘的新的政治蓝图，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各方有哪些实质性的较量。其实，这些不仅对革命党及朝野各方政治力量，而且对清朝本身的政治体制也产生了冲击与影响。

我认为，近代中国的革命话语因缘于古今中外的革命意涵的转型与重塑，甚至不能称之为“复调”，它确实存在着多元的革命样态。因此，革命史叙述中内容非常清晰的“革命”放到真实的整体历史过程中，便会发现并非那么单一，而且有着丰富的历史意蕴和有意思的故事。我在撰写这本书时，有几篇文章都是出自这样的想法。

我们读历史书时，通常会很清晰地记住大事件和人物活动，例如1895年孙中山谋划了广州起义。我就很想了解，当时的人到底是如何认识这场起义的？清朝最高统治者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孙中山其人其事的？再者如，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成立，清政府什么时候知道同盟会的存在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是说，这些书写在历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是怎么被大家认知和接受的——这里的“接受”，并非指接纳其观点，而是被大家知道、认识及其各自的因应。

1911年2月孙中山在加拿大筹款时与同志合影

我通过做《孙中山史事编年》，系统地看了《孙中山年谱长编》之后二十多年的新出档案、报刊、文献等大量材料，把这些与原来的材料对比印证，我发现有很多史料上的“新”和认识上的“新”。当时我列了一个问题清单，从最早的文章里就提出革命的对手方视角，希望考察从1895年到1911年各方如何认识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勾勒出一个新的叙事脉络。

“对手方”更强调各方面力量的复杂互动，新书中分三编从革命萌动、革命高涨、革命鼎革不同阶段呈现了清政府、革命党、国内外舆论、地方当局、民众等不同方面对革命的“因应”，可否请您举例向读者展开谈谈何谓“因应”，以及您前面所讲的“多元合力下推动了近代中国政治形势的演进历程”？

安东强：我关注的辛亥革命时期，有几个突出的例子可以拿出来谈。

清政府既对付革命党，必然会因为革命党的一些行动做出反应。例如安徽巡抚恩铭被杀之后，朝廷就要做出应有的善后布置：清政府在封疆大吏的人事调整、满汉关系、长江防务等方面做了整体性的调整。

所谓“因应”，我用这个词意在强调这种反馈/反应并非单方面的，孙中山也会因应清朝考察立宪运动而提出自己的宪法学说。1905年，清朝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孙中山就迅速开始思考宪法问题。在各方都在谈论三权分立的时候，孙中山在1906年初就说，大家都在谈论宪法，但大家对于宪法的学理并不了解。他从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出发，并借鉴欧洲和美国的制度实践，提出了要建立一个五权学说的宪法制度。

再举一例。辛亥起义后清帝逊位，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辛亥革命鼎革之际，也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应变。当“虚君共和”的主张失败之后，正是他们最早提出了以“国民党”组党建党，并迅速将海外的保皇会（宪政党）势力改组为国民党。这就很突破我们惯常的历史思维，因为过去一提到“国民党”就容易只想到孙中山一派的国民党。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历史内涵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就此而论，革命与对手方之间政治较量不是简单的政治评价，不止是泾渭分明的立场分野。从整体历史之下分析各方如何因应时局的政治逻辑，此前研究可能比较注重政治差异，今后的研究理应重视彼此之间的事实联系，以及考察政治较量中共同推动中国不断前进的历史事实。当然，这并非要抹杀各方之间的政治分歧，康有为就曾经派遣人对孙中山下杀手，宣称“宁我事不成，不欲令彼事成也”。其实他们之间在政治上最大的差异在于变革之后谁来执政，谁来领导中国的发展潮流和政治潮流。

康有为

您在书中提到，武昌起义不久，一些报社编辑已经非常敏感，以“辛亥革命”为题在媒体组织文章。在您关注的时段对革命的认识大体是一个怎样的脉络？

安东强：这正是我接下来一本书要做的内容。

桑兵老师之前长期领导大家在研究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的过程，目前已经有一个总结性的学术成果。知识涉及我们的思维，制度影响我们的行为。那么，如何打通知识与制度，打通思维和行为来理解革命？

过去我们讲革命，潜意识中已经有一个大家认定了的革命的定义。后来，陈建华老师他们开始讲革命的话语，讲怎么表达革命。实际上，革命不仅涉及“讲革命”，还涉及“干革命”。不同的革命者以及同一个表达方在不同场合讲的“革命”也往往会存在差异。一个在理解上本来存在差异的“革命”，再到大家接受并将其落地为行动、制度、方案时，“革命”的意涵就会更加多元。我在这本书中讲到很多人对孙中山的政治形象的认知错位就是这样产生的。

戊戌年前后，各个媒体讲到孙中山，其形象、角色就不是统一的，而且是超乎大家认知的多歧。如孙中山自撰的长篇传记，英国汉学家翟理斯为《中国人名辞典》而编写的“孙文”辞条，天津《国闻报》上的《论中国分党》和《中山樵传》，孙中山的形象是很复杂的，那时候孙中山也曾被认为是一个维新党的领袖。那么，大家什么时候将其作为革命党的领袖的呢？这有一个历史过程。我最新的一篇论文讨论的是晚清革命党的多维自觉，就是说，最后被大家认识并公认为代表“革命”的那套东西，其标准是什么？究竟什么样才算是“革命”？

1904年的一篇报刊评论中提到，孙中山不仅能够口谈革命，而且还有一套制度规划体系。就是说，孙中山讲革命、从事革命活动，继而衍生出一套完整的革命制度体系（包括革命规划、程序和制度建制等等）。之后，孙中山又思考，此前中国没有的这套革命行动、革命制度背后的学理支撑是什么？所以，他讲民主、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构建一套支撑共和制度的五权宪法学说。最终他通过这一套有关革命的学理来说革命之后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他希望能造成革命之势，使之后的中国不会再有帝制。

也正是通过他人之口叙述的评论中，孙中山明确提出了革命的大势和制度约束。他说，拿破仑称帝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时势使然，使他只能走向帝制；华盛顿未必想共和，但独立战争和美国革命之后的大势使他只能选择共和。当时他提到，如果中国要开展革命，必须面对诸路并起的军事局面，需要用一套制度和规划约束大家。

从1903年到1906年，孙中山完成各方面的规划设计，包括“三民主义”和《同盟会革命方略》的最终落地，到了1911年他回国之前，可能国内大多数人对革命的认识还是单一维度的，比如反清。但是推翻清政府之后的制度怎么设计？当时较少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当各省各地光复，军政府组建新的政府方式时，不约而同地回到了孙中山的制度规划上。所以，我们讲“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这个“领导”是多维度的领导，而非冲锋陷阵式的领导。他在多个层面引导着国人的思维和行为。他领衔拟写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迅速被各省学习并运用到军政府组织，以及各种文书发布、宣言等等方面，这正是各方政治势力接受革命的一种政治形态。

急剧变化的时代下，身处其中的人都在尝试、摸索，即使革命党本身亦有分歧，那么，孙中山作为革命领导者地位是如何确立的？

安东强：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什么时候开始自觉？或者说何谓“革命党”？后来被普遍认定为革命党的群体，其实是在一个觉醒程度参差不齐、并不齐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革命阵营的党人分歧，也是一个正常的历史现象。例如，徐锡麟刺杀恩铭时，他表示自己不是孙中山的人。陶成章也讲我们要有革命行动，并要与孙中山立异。但到底哪里不同？或者说只局限于领导人不同，而没有一套完整的宗旨、纲领、制度。特别是革命后要怎么建设一个新中国，革命党人中具有创新性思考的人并不多，很多人只是在具体政见上表示立异罢了。

相比于其他人，孙中山有一套完整且多维度的革命体系，各方人士普遍将他视为革命的旗帜和领袖，即使孙中山实际上无法直接领导大家。事实上，最坚决地将孙中山视为革命领袖的是清朝政府——这正是“革命的对手方”的历史意义。从清朝政府的角度看，反对清朝秩序的所有活动都是受了孙中山的影响，是在孙中山的统一领导下。当时已经有很多人提醒清朝政府事实不是这样的，比如1907年法国驻华公使在写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就说，清朝政府始终用孙中山来指称整个反清力量，他并不认为孙中山具有这样的号召力，甚至说即使最后反清成功，人们也不会请孙中山来做总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即使陶成章声称自己与孙中山不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了孙中山已然成了一面革命的旗帜，故而才要在旗帜之下或之外立异。甚至武昌起义后，部分省的民军政府最初各谋其政，没有考虑过借用孙中山，但最后各方争执不下时也只能抬起孙中山的大旗才能形成统一的号召力。这便是革命时势使然。

陶成章

早在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就想明白了革命是一个多维度的建设，这是他作为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孙中山较早在世界革命浪潮下，思考了、构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话语、制度体系与三民主义，以“民字号事物”支撑一套无君之治的政治愿景。他之所以强调五权学说，我的理解是，他想要在晚清朝野各方言说立宪时占领学理的制高点。

很多人常常将政治斗争理解为权力争夺。其实，孙中山的一生都在革命和斗争，愈挫愈奋，其中固然有权力争夺，但他的贡献是超越权力争夺的那套革命体系和规划。这构成了二十世纪初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形态。王奇生老师讲，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高山滚石。而高山滚石之后，其实是有多重维度的不断演进和积累的过程。像滚雪球一样，不仅越滚越快，而且越滚越大，形成经验越来越丰富的多维度结构（也可能有极端的排他性）。其中，孙中山是真正帮助中国人积累经验和探索中国革命之路的人。中国独特的革命之路应该是什么样的？孙中山是第一代思考这个问题的人，并且给出了在他那个时代堪称出色的答案。

我认为，历史人物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是研究者的眼光和局限。孙中山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树立起帝制之后中国政治领袖的高标杆：不仅是权力上的政治领袖，还是学理层面的精神领袖。革命，真正持久且有影响力的，是权力背后的实业建设、制度建构、理论建构和意识形态建构。

您新书的标题是“晚清政治史的制度脉络”，强调“人在制度中”，这就凸显了中国历史本身的主体性，但我们讲近代中国的转型，外来因素又是不可忽略的。您怎么看二者的关系？

安东强：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根本问题。就人类历史而言，制度与文明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非制度无以言文明。我在书中称，人类进入文明史以来的一大特征就是“人在制度中”：人既是构建与规划制度的主体，又是为制度约束与限制的客体。一部中国历史，曾经创造和建立过一套非常辉煌的制度文明，如礼仪体系、皇帝制度、职官制度、科举制度、赋役制度，因此可以从制度脉络来勾勒中国历史的文明底色和阐释模式。

晚清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皇帝制度、职官制度到科举制度，一整套设官分职和用人行政的制度体系都在变局中遭遇危机，乃至崩解和重构。这是中国历史自春秋战国之后再一次全面礼崩乐坏，中国固有的制度体系不得不在变局中借鉴域外、吸纳东西洋各国的新制，最终要构建一套符合本国历史与国情的制度体系。梁启超和孙中山都曾经指出，借鉴欧美制度及学理，不能不考虑本国历史与国情。梁启超讲：“苟不审吾之历史若何，习惯若何，而曰是物者，现时各国行之而最优者也，吾攫而取之”，“岂知一切事物，固有在彼为优，而在我反为劣者耶？”孙中山同样主张中国宪法应根据中国历史与国情而定，批评一味迷信域外成法和学理的留学生，“他日引欧美以乱中国，其此辈贱中国书之人也”。因此，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非仅仅在学理层面，在制度构建方面同样如此。这是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的关键问题，影响至今。

以制度脉络来讲辛亥革命，是希望不止将革命作为一种破坏旧制度的力量，而是把革命也视为一种制度结构。所以书中最后讲，“对于孙中山这样的重要人物和辛亥革命这样的重大事件来说，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贡献无疑还是完成了从帝制到共和的重大体制变革。因此，从政治制度史的视野来理解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不仅是恰当而且是应当的学术理路”。

孙中山

前面您提到新世纪以来关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热潮逐渐衰退，这与新史学的潮流有关吗？

安东强：有一定关系，但我倒不觉得完全是由新史学的潮流决定的。这又暴露了我的制度史思维，我偏向认为是学术体制的引导。孙中山研究和辛亥革命研究历经数代学人的努力与积淀，已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高原。现在青年学生或青年教师，如果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学位论文或申报课题，就很难选择孙中山、辛亥革命这样的学术选题做学位论文和项目选题，因为这需要更多时间的积累、更大精力的投入。就申报课题而言，选择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相关题目，可能在很多评审者看来会觉得：这还有什么可研究的（苦笑）。除非突然有一堆新材料（如环龙路档案），否则很难指望或期盼学生在博士期间以孙中山研究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博士毕业后，他们还面临评职称，需要围绕项目和课题来生产学术成果。所以，逢五逢十纪念孙中山诞辰、辛亥革命的学术会议虽然很热闹，但是创新性研究的持续正向积累仍显不足，有些研究成果甚至陷入“低空盘旋”的尴尬。

我非常赞成林·亨特的观点，她认为当前的学术体制使我们的视野越来越狭窄。她说：“历史学家喜好发掘证据，还偏好从新的渠道获取证据，这意味着他们会顺着特定的路径或脉络取证，无论这种证据是总统或总理的传记，还是撒哈拉以南穆斯林非洲的图书贸易路线等。视野狭窄是一种职业风险，这种风险因为学者对专业化的需求以便在某个领域做出成绩而加剧。”我们可能就在这样的学术制度之中，从青年学生到青年教师，乃至已经上岸的学者群体，都在面临急于“在某个领域做出成绩”的学术境遇。因此，基础学科的经典问题、基本问题的拓展和深化往往会停滞不前。

对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研究前景，您有何期待？

安东强：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不止是围绕一位重大历史人物与一场重要历史事件展开，更关涉一个关键的历史枢纽：不论从中国史的脉络来看，还是从全球史的脉络来看，晚清都是中国的知识体系、制度体系及价值观念全面重塑的枢纽。章开沅先生从“三个一百年”的维度提示我们：“辛亥革命前的一百年，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纲领酝酿和形成的时期；推翻帝制到当今的一百年，特征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从现在到未来一百年，昭示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走向。只有纵观这前后三百年，才能相对准确地认知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因此，就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丰富历史意涵而言，研究前景是非常乐观的。只是，这未必意味着重现几十年前学术界万马奔腾式的热闹景象，而是需要具有较好学术训练的学人甘守和苦思——在既有的人物史、事件史、革命史、现代化等多重范式的学术积累之后，打通古今中外，回归历史的固有脉络，既能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领域内摸高探深，又勇于在看似已趋成熟的议题中做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成就，引领史学研究的新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