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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68年到1872年，李希霍芬对中国进行了7次考察。回到德国后，他撰写了五卷本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做研究的成果》，在第一卷中提出了“丝绸之路”。他的学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则直接以《丝绸之路》为名写了一本书。

从此人们爱上了这个名字。

当然，在“丝绸之路”这个名字出现之前几千年，这条路就已经存在很久了。

上世纪60年代，埃及开始兴建阿斯旺大坝，为此除了将著名的阿布辛波神庙整体搬迁到高处之外，考古学家们还在淹没区内提前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底比斯的王室工人墓地出土了许多木乃伊和人工制品。其中，在一具距今约3000多年的女性木乃伊头发上，发现了成缕的丝束。通过显微镜观察、红外线测试与化学分析，科研人员确认它是来自中国的丝绸。

距今3000多年的中国，正处于商末周初之际。与之同时代的埃及新王国（公元前1567年—公元前1085年）也已是一个势力远达叙利亚北部的帝国。因此埃及很可能是从西亚一带获得的丝绸。

这一点，在古希腊史学家的记载中也有侧面印证：在希罗多德和色诺芬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帕提亚人穿着华丽、昂贵的米底式衣裳——也就是丝绸衣服。

著名中外交流史专家黄时鉴绘制的丝绸之路全图（据中国丝绸博物馆官网）

米底人是两河流域的古老居民，约公元前两千纪后期从中亚进入伊朗一带，先臣服于亚述帝国，后来建立了独立的米底王国。由于伊朗扼中西交通要冲，无论自中亚西来还是越过高加索山南下，都要经过伊朗，因此米底人可以最先获得西运的中国丝绸。

很多人都知道罗马贵族们对丝绸的迷恋，但希腊人和罗马人对蚕和丝绸的想象并不准确。他们认为生丝是一种树上长出来的白色绒毛，蚕是一种类似于蜘蛛的昆虫，中国则是“赛里斯国”——丝国。

在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所著的《自然史》中，作者这样描述赛里斯人和他们的织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刷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子来完成纺线和织造这两道工序……”

德国博物学家玛丽亚·西比拉·梅里安绘制的虫与蛾

当然，蜘蛛的丝也不是没有被用于人类的服饰，在成博“金线”展上就有马达加斯加蜘蛛吐出的淡金色丝线，纤细美丽。但蜘蛛从未被人类驯化，也无法投入大规模养殖利用。

楚有神龟

穿越欧亚大陆北方草原的丝绸之路，是一条较早开通并有过辉煌历史的商贸和文化通道。这一通道东起蒙古高原，翻越阿尔泰山，再经准噶尔盆地到哈萨克丘陵，横贯东西。

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是这条路的重要开辟者。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巨著《历史》中就已提及：当时居住在黑海周围的斯基泰商人曾沿着此道东来。

20世纪中期，考古学家在位于阿尔泰山麓冻土层中的巴泽雷克古墓里发现了精美的中国丝绸。墓葬所处时期约为公元前5世纪前后，正是中国的战国时代，而那些丝绸上的凤鸟纹，则是典型的楚国风格。

巴泽雷克墓出土的楚国风格丝绸纹样

此类丝织物和楚式铜镜在新疆多处也有发现，可知新疆也是草原丝路上的重要枢纽之一。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中，提及周穆王曾西行遇西王母，所循路线正是由中原出发，经新疆、越葱岭而止于吉尔吉斯旷野的草原丝绸之路。

面对这位西方的女神，周穆王不仅恭敬地“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毋”，还向她献上了“锦组百纯，铻组三百纯”——都是上等的丝织物。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丝织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襌衣就是大众所熟知的“轻薄极品”之典型。

周旸在讲座现场还提到了一个充满遐思的发现，与三星堆那件最为奇特的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有关。

首先，三星堆出土的许多器物都曾包裹丝绸，这是已经被科技手段确认的事实。虽然丝绸是柔软脆弱的有机质，但它同时也是天然的高分子材料，是由18种氨基酸构成的蛋白质，有着特定的序列和超强的保守性，在分子层面完全可以辨认。

三星堆出土的龟背形网格状器（据视觉中国）

经辨认发现：这块青铜网格里的玉板，在3000多年前曾被丝绸包裹着放入网格中，然后网格状器本身再用丝绸包裹，并且人们将这块丝绸染成了红色。

周旸说，在研究这块玉板和网格状器的时候，庄子《秋水》中的一句话在她脑海中反复回响，挥之不去：“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已经死去三千年了，楚王用丝巾包裹着它，用竹箱盛装着它，珍藏于宗庙里。

显然，这只来自上古时期的神龟是楚国的圣物。与它相关的传说，则大概率在更早的时候便已为那个时代的人们所熟知。生活在商晚期的三星堆先民们，很有可能也听说过这只神龟和与它相关的神秘故事，并对其充满向往和崇敬。

细看青铜网格的造型，有着明显的竹编感——以玉板模拟龟背，以铜网格模拟竹笼，大约便是那个年代流行于长江流域的“神龟礼器”。

千面至柔

得益于现代科学手段的先进，在肉眼可见层面早已湮灭无痕的丝绸，通过小小的试剂盒，在三星堆出土的多件器物表面、甚至坑内的泥土中，都发现了它们存在过的证据，有些还能辨认出品种——绢、绮等。

周旸认为，三星堆著名的青铜大立人像所着的华丽祭服，材质应该也是丝绸。

使用这些丝绸，无疑是为了增加祭祀的分量，进一步加强祭司和法器通达天地的目的。《礼记》中记载：“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

早期丝绸除了用于制作日常穿着的衣物之外，还有祭服和尸服这两种重要用途。古人不仅用丝绸包裹遗体，甚至会用丝绸包裹棺材，以示隆重与虔诚。

丝绸之所以被赋予如此重要的宗教和文化意义，与蚕的特性不可分割——蚕是一种完全变态发育的昆虫，其发育过程包括卵、幼虫、蛹和成虫四个阶段。尤其是最后破茧而出、羽化成蛾的阶段，在古人眼里就是重生的一种写照。

成都博物馆展出的蜘蛛金丝

除了三星堆祭祀坑中的丝绸之外，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茧壳，郑州双槐树遗址出土的牙雕家蚕，山西夏县师村遗址发现的石雕蚕蛹等文物，不仅充分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养家蚕、缫丝织绸的国家，并且将蚕的一生与华夏文明的信仰紧密关联。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丝绸也激发不同的想象。在热爱丝绸的罗马人眼中，身着丝绸服装就代表了“顶奢时尚”。因为担心沉迷丝绸令人堕落，罗马皇帝提比略还曾几度下令禁止男子穿绸衣。

罗马人不仅大量输入中国丝织品，还把从中国输入的缣、素重新拆散成丝，加以染色，然后织成半透明的轻纱，或者另外加工成丝麻、丝毛混纺织物。埃及艳后克莉奥佩特拉和罗马执政官恺撒，都喜欢穿轻软透明的紫色轻丝——那是最昂贵的极品，价格与黄金相仿。

甚至，为了打破波斯人对丝绸贸易的垄断，东罗马帝国还与萨珊王朝进行过历时数年的战争。

在意大利作家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的小说《丝绸》中，这种柔软的织物托起的，则是西方人对东方与异国的欲望和想象：火红的丝绸袍服，少女的细腻肌肤，柔弱无骨的双手，黑暗中滑过肌肤的水流……走完丝绸之路，走到世界的尽头，只为再看一眼她的脸。

阿拉伯人对黄巢起义印象深刻，很大原因是因为起义军占领广州时砍光了那里的桑树，导致阿拉伯商人们最重要的货物在很长时间里失去了供应；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专门写过于阗“传丝公主”的故事——为了获得蚕种，国王特意求娶“东国君女”，并悄悄恳请她随身藏一些蚕种带来于阗国……

丹丹乌里克出土的传丝公主画版

在一千种想象中，丝绸有一千种形象；在一千种回忆中，丝绸有一千种命运。但即使是在今天，在全世界都见惯了丝绸的今天，回看历史，竟然是这样一种美丽的织物命名了那段跨越漫长时空的复杂路网，依然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东方精神完美表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