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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平永珍的赴约队伍越来越大。最早她一个人来，回去跟同行说胡集书会规模大，观众热情，演得好能被请进村里接着唱。第二年就多了几个人跟来，再后来人越来越多，今年一下子从河北来了十七个人。

胡集宣传文化办主任宁洪波的办公室灯火通明。一盏白炽灯悬在屋顶，把桌上的艺人报到名册照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名字后面，都用红笔认真地打着勾——冯增奎、平永珍、徐立平、白曰华……一个个名字，串联起今年书会的阵容，也串联起五湖四海的牵挂。

20世纪80年代，参加胡集书会的艺人，多来自鲁西、鲁北，还有小部分从东北、内蒙古赶来。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外地艺人慕名而来，最多的就是河北保定的艺人。而今年，最远的是来自广西的艺人，他们带来了节目《一江竹筏满江乐》，这也是广西文场第一次登上胡集书会的舞台。来自济南长清的徐立平已经87岁了，头一回来，是今年书会中年龄最大的艺人。他说了一辈子书，就想来看看这全国最大的民间书会，了却个心愿。77岁的白曰华是当地资深说书艺人，早年间被分配到造纸厂工作，后来因喜爱曲艺事业，毅然放弃工作，加入走街串巷说书卖艺的行列。还有表演天津快板的陈思静、表演山东快书的王嘉奕，这些娃娃们只有九岁，却已经能流利地说上一段书。

从2025年八九月份开始，宁洪波就一头扎进书会的筹备工作里。撰写方案、协调场地、对接艺人，事无巨细，忙得脚不沾地。宁洪波觉得，不管从哪儿来，到了胡集就是朋友。谁来了，他都当自家亲戚待。

这天下午，冯增奎带着他的西河大鼓团队前来报到。作为西河大鼓世家传人，冯增奎从13岁起便参加胡集书会，如今已是书会常客。

宁洪波抬头看见他，手里的电话还没挂，只能冲他点点头，示意先坐。冯增奎等了五六分钟，宁洪波终于挂了电话：“老冯，你可算来了。我这忙得很，你帮我盯一下？”

冯增奎根本顾不上：“我自己还忙不过来呢！这么多号人，住宿、吃饭、演出场地，哪个不要我操心？”话虽这么说，他还是拍了拍宁洪波的肩膀，“我带孩子们去安顿，明天见。”填完表，他便匆匆离开了。

离胡集镇不远的李庄镇上，时杨穿上红马甲，对着镜子整理。红马甲有点大，她特意把拉链拉到头。又翻出第二天要带的东西：充电宝、保温杯、手套，还有一张手写的街巷地图，上面标注着舞台和服务点的位置。

妈妈在旁边笑：“至于吗？不就是帮人指指路？”

她摇头：“明天书会好几万人呢。万一有人问路答不上来，多丢人。”

胡兴无坐在客厅里，把马扎擦了又擦。这张马扎跟了他三十多年，腿上的绳子换过两回了。老伴儿在旁边看电视，忍不住念叨：“又擦，明天坐一天，回来还得擦。”

他没说话。擦完马扎，又拿出保温杯里外刷了一遍。

老伴儿嘱咐：“明天降温，多穿点。”

“知道。”他应着，心里想的是明天几点起、好位置会不会被占。

他走到窗边往外看。天已黑透，街上没人。但胡兴无知道，明天这条街会挤得走不动道。小时候没什么娱乐活动，男女老少都爱听书。演出还没开始，场地里就聚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和一帮孩子连饭都顾不上吃，早早扛着凳子、拎着马扎去占地，那叫“占埝儿”。

后来自己来，再后来带儿子来，现在儿子不来了，他还是来。

有人赴约，也有人牵挂。山东大学教授王加华今年没有来胡集，但他来过很多次。从2010年开始，他每年都会带着学生来采风。多年来，他见过刘兰芳登台时万人空巷的盛况，也见过冷清时只有几个观众的小书场。为了胡集书会，他写过书，拍过纪录片。

夜幕渐深，酒店里却热闹得很。高晓攀和搭档徐世泽、主持人甄齐，还有几个熟悉的朋友聚在一起，聊着过年的趣事。没出正月就是年，各屋的艺人们难得相聚，大家弹弦唱曲，好不欢乐。胡集书会微信群里的消息弹个不停，到晚上十一点半还能听见有人打快板。平永珍打开房门，冲着走廊喊了一嗓子：“该休息了！”

终于，胡集镇慢慢安静下来。冯增奎躺在床上，琢磨着明天要唱的段子。时杨拿出那张街巷地图，又看了一遍。胡兴无关灯躺下，脑子里还是去年书会的锣鼓声。

这天，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走进了同一个胡集。他们都听见了同一个声音——八百年来，每年正月十一的黄昏，都会响起的声音：

书会，要开始了！

开场

正月十二，胡兴无比平时起得早。窗户外头还黑着，他就摸黑穿上那件厚黑棉袄。老伴儿在灶台上热了两个馒头，切了一碟咸菜。

“又去？”老伴儿问。

“去。”他说。

不到七点半，他便提着马扎出门了。胡兴无住的回迁小区，距离中心舞台步行就一分钟。

晨雾未散，气温骤降，天冷得很。中心舞台前的政和路和书会路，组成十字长街，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有人提着马扎，有人抱着砂糖橘，有小孩举着彩色风车。走在闹哄哄的人群里，倒生出一点暖意来。

路两侧，小摊小贩挤得满满当当，摊位一字排开，泥塑、手扎灯笼、面塑、布艺、剪纸琳琅满目。面塑艺人手法娴熟，摆出来的大多是当下年轻人熟悉的形象——哪吒、敖丙、熊大、熊二，还有一些游戏角色和表情包。造型新潮，一摆出来就围满了人。

鲁北特色小吃摊前热气腾腾，香气与弦索声交织。水煎包滋滋作响，小米粥熬得浓稠，糖画艺人用融化的糖稀画出龙凤、花鸟。小书场的艺人们陆续到场，调试乐器、整理行头。

在胡兴无小时候，还没有“胡集书会”这个名。周围几十里地的人管这儿叫“胡家集”，管来这儿叫“赶胡家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每逢大集，都有艺人前来卖艺。说评词的，说大鼓的，随便支个场子就说起来，说到精彩处再敛几个小钱。说书的地点，最初在真武庙前，后转到村中央十字路口旁的大坑内，坑内有水的时候再转到其他宽敞的地方。人们听得津津有味，以至于读书的孩子忘了上学，做买卖的忘了招呼客人。有个卖馒头的，听《岳飞传》入了迷，有人招呼生意，他竟满怀悲愤地说：“不卖了！岳老爷都快死了，我还卖那个去！”

胡兴无揣着马扎，往政和路深处走。如今的大集早已不是当年只卖吃食杂货的样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非遗摊位，从街这头延伸到那头，像一条文化长河，从八百年前流到现在。不少摊位前支着手机直播，年轻人对着镜头讲解，把老手艺卖到全国各地。这是他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光景。

胡兴无走到会场边上。栅栏门还没全开，人群把中心舞台围了好几层，有人站上板凳，伸长脖子往里望。数不清的安保人员走来走去，以前没有栅栏的时候，就从各村抽调人维持秩序，一人拿着一条竹竿，看谁不老实，就用竹竿去戳。

几个穿红马甲的志愿者站在路边的篷子下。胡兴无认识那种红马甲，每年书会都有，都是镇上的年轻人。

“大爷，您来这么早！”时杨给胡兴无倒了杯热水，胡兴无谢着接过，提醒这个热心的姑娘多穿点衣服。

时杨的身后是一大片空地，设置了大屏转播，可以实时看到中心舞台的表演。听说高晓攀今年要来，她心里期待得不得了。

胡兴无没往人群里头挤。他这把年纪了，挤不动，也不想挤。他在外围找了个空地，把马扎支上，坐下来。

看着人群涌进来，有步履蹒跚的老人，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还有叽叽喳喳的孩子，胡兴无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他想起小时候，那时候书会在村西南角的湾边上，芦苇地里踩得都是泥，没有这些大舞台，这儿一小堆那儿一小堆，艺人们自己找个地方就能开唱。不过那时候人也多，多得站不下。

现在不一样了。昨天他在新闻上看见，说今年有二十二个省市的三百多个艺人来，六十五个曲种，四百多个节目。他不太会算这些数，但他知道：人多，热闹。

九点半，中心舞台的演出开始了。第一个节目是情景歌舞，唱胡集的。调子挺响，胡兴无旁边坐着一个老太太，听得直点头。他不认识她，但书会上到处都是不认识的人，这很寻常。后来上台的，有渔鼓戏，有四川清音，有评弹，有琴书，还有一段快板。快到十点半，上来两人说相声。

旁边有人小声指着左边的瘦高个儿：“这人不是上过春晚吗！”

胡兴无想起来了，是听说过。台上那人穿了件浅蓝灰大褂，不花哨，往台上一站，不慌不忙，一开口把观众逗得直乐。

他不知道这个年轻人为了站在这里，走过多少路。

高晓攀从小跟着师父学相声，23岁那年，他创立相声团体“嘻哈包袱铺”，一群年轻人穿着衬衫T恤说相声，段子里夹着网络热词。老先生们说他坏了规矩，他说，规矩是给老实人定的，可成功者往往是那些不老实的人。

后来相声行业洗牌，半数演员出走，最难的当口，他四处找钱，签了投资合同。外界说他是病急乱投医，他却说这是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之一。他把相声当成一门生意来做，建剧场，签演员，搞原创，拍网剧。

但商人的底色里，还有一点别的东西。腊月二十九接到胡集书会的邀请时，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演员露面的机会太少了，有舞台就得抓住。此外，还有一层原因：曲艺这门艺术，归根结底是要扎根民间的。老百姓喜不喜欢你，才是真正的试金石。网上的声音可以自己写，也可以找人写，但真实的声音在这里。

所以必须得来。

为了这场演出，高晓攀早晨六点半便起床准备。寒风中，他的脸冻得发僵，差点迎风流泪——太冷了，他以为说相声把自己说哭了，后来一想，是冻的。

一下台，一群人涌上前找他要签名要合照，还有个热心观众送上一个大葫芦，寓意“福禄”，他很惊喜，想立刻发个朋友圈。

这些后台的热闹，胡兴无并未看到。他提起马扎，往东头的小书场走去。

弦歌

胡兴无这辈子，最爱听的就是西河大鼓。

鼓声阵阵，琴声悠悠，二十处小书场的艺人纷纷亮嗓。几百名曲艺人同场献艺，西河大鼓、天津快板、山东快书，你方唱罢我登场。十里八乡的百姓们边走边听，挤来挤去，要紧挨着才走得动。胡兴无穿过人潮，走向西河大鼓的小书场。冯增奎正弹着三弦，带着学生献唱。

“齐鲁大地黄河边，胡集书会八百年。”嗓音一亮，架势一起，围观的人群便往前凑了凑。一声声清脆童音传来，都是跟着冯增奎学艺的孩子们，最小的才刚学会打鼓板。

冯增奎自幼跟父亲参加胡集书会。有一回，他跟着艺人们住在村民家里，那家有个老头，给他讲了一段书会起源的故事。老头说，早年间，两个说书艺人流落至此，恰逢荒年，百姓无钱听书。镇上一位财主家老太太爱听书，将二人留下。艺人唱至年根欲归，老太太挽留不成，便约定次年正月十五前再来热闹一番，许以厚酬。次年，艺人如约而至，还带来数位同行。后来，那财主听书时，被书中内容触动，竟主动将土地分给佃户。百姓感念艺人的教化之功，纷纷请他们回村演唱。正月十二的大集上，说书艺人一人占一块地方，你唱一段，我唱一段。村里来请书的这边听听，那边看看，看中哪个，上去谈价钱。谈妥了，就把艺人领回村，唱上几天几夜。

“赶胡家集、请说书人”的规矩就此立下，代代相传。

冯增奎唱完一曲，歇口气的工夫，胡兴无凑过去，两人蹲在墙根底下聊了起来。

“冯老师，您唱了几十年了吧？”

冯增奎掰了掰手指：“从13岁头一回来，到现在少说也得三十多回了。中间断过，这不又续上了。”

胡兴无没接话。他想起20世纪80年代书会鼎盛时的场景。那时候艺人说一场书，少的能赚五块钱，多时能赚十块钱，两个艺人在村里说上五天书能挣三百块，要知道，当时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也才四十块。1985年，评书大家刘兰芳来演出，房顶上坐满了人，院子里也全是人，院墙都被挤倒了。人挤人，鞋子被踩掉，结束之后足足捡了三大筐的鞋。

“一日能听千台戏、户户遥闻说书声”，那时候的胡集，就是这么热闹。

可热闹说没就没了。家家户户有了电视，听书的人越来越少，艺人们跑一趟，有时候连路费都挣不回来。收入跟不上去，许多艺人被迫转行，管仓库、做豆腐脑、炸油条、装炉子。冯增奎也去了天津，一待就是二十年。“可每年正月，心里还是惦记着这儿。”有时候在家里耐不住了，冯增奎就喊上几个老伙计，拿出铜板和书鼓敲打几下，说上几嗓子。

冯增奎顿了顿：“其实也知道，再回不去从前了。可就是不甘心。”

年轻艺人也越来越少。不是老艺人们不想收徒，是现实逼得没法收。学艺说书本就是个苦差事，没有三五年的功夫，根本拿不下来。可费了这么大劲学出来，没地方演，没人听，谁还愿意学？

没人听书，也没人说书，胡集书会几乎要消失了。

看着如今书会又红火起来，冯增奎指了指不远处正在打电话的宁洪波：“幸亏政府给咱兜底了。”

2006年，胡集书会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胡集镇政府决定重新擦亮这张文化名片，提出“群众听书政府买单”——不用村子出钱请，想听书，政府来出钱。

可这事没那么简单。第二年就出了问题：艺人漫天要价，村子一口应承，给政府带来巨大压力。镇政府赶紧成立估价小组，给每场演出定了个公道价。

接着又出现了新问题：很多被安排下村的艺人，其实只能说小段，不能说大书，根本撑不起四天八场的演出。有的艺人给村民放说书光碟糊弄事，招来不少埋怨。于是，镇政府又加了道程序——考察艺人对大书的掌握水平，演完了还得让村里写评价。

很多老规矩也改了。正月十二上午的摆场演出，从“竞场卖书”变成了纯粹的展示性演出；交定金、拿抵押物的习俗没了；艺人和村子之间的“请书”关系，变成了表演与接待。原本对听书“没兴趣”的人，和说书“难糊口”的人，又重新活了过来。

2008年，来了两百多位艺人，之后每年基本维持在三百左右。胡集书会再度复兴，到正月十二这一天，大概有十万多人聚集在胡集。

2009年，冯增奎从天津回来，重新站上胡集书会的舞台。从那以后，每年正月十二，他从未缺席。2026年年初，他因心脏问题做了支架手术，休养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召集孩子们排练。

“家里孩子能让你来？不要命了？”胡兴无问。

冯增奎笑了：“他说他的，我唱我的。只要还能唱，就得来。”

胡兴无没再问。他想起七岁那年，被爹架在肩膀上，走了几里土路来听书。那时候他听不懂，只觉得热闹。

七十年过去了，他还是觉得热闹。可他现在知道了，这份热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有人守着，有人托着，有人一遍遍往里头添柴火，才烧了八百年还没灭。

胡兴无不知道的是，多年前王加华也曾在考察笔记中写下同样的感受，只是他还写了一句：“若说书艺人不存在了、人们不愿意听了，胡集书会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书会还在，是因为人还在。

冯增奎那天演了什么，胡兴无记不住。太多了，一人一段，西河大鼓为主，也有京东大鼓、评书。冯增奎自己也记不住，《长寿村》《玲珑塔》《唐明皇观灯》，还有他自己写的段子。

胡兴无提着马扎慢慢走开。其他的小书场，他还要去瞧瞧。谐剧、拉场戏、鲁南渔鼓，都是今年第一次来，他没听过。听到喜欢的就停下来，不知不觉走到了另一个唱西河大鼓的舞台前。

台上唱的，是平永珍。

齐刘海，红棉袄，银耳环亮闪闪的。她嗓音厚实，唱起西河大鼓来韵味十足。这回唱的是长篇大书《杨家将》，与短段子不一样，长篇书像电视连续剧，一段接着一段。她和搭档两个人，一人唱，一人弹，撑起了一整台戏。

在保定老家那一带，西河大鼓常出现在红白事上，庆寿、满月、白事，都少不了说书人。平永珍是当地最早走出家门，来胡集书会演出的。

一天唱四个钟头，连着唱到正月十六。累。不光是唱得累，晚上和难得碰面的艺人朋友说会儿话，觉都不够睡。可平永珍还是年年都来。如今和她十几年前头一回来不一样了。那时候谁也不认得，如今到处是熟人——沧州的、当地的，还有她带来的这帮保定老乡。每年正月十二，倒像是赴一场早就约好的聚会。

胡兴无他提着马扎，慢慢走远了。身后，长篇书还在唱着，一句一句，像河水一样往前淌。

余韵

中心舞台的灯光暗了，小书场的凳子收了，卖糖葫芦的走了。

人群渐渐散去。政和路上，瓜子壳和节目单被风卷到墙角。时杨弯着腰，把草丛里散落的一次性纸杯捡起来。一抬眼，看见一张高晓攀的演出照，不知是谁落下的。她捡起来，轻轻叠好，揣进口袋。

高晓攀已经离开胡集。临走前，他去小书场转了转，想买个马扎带回北京。好久没逛过这种乡村大集，这种地方才能买到最朴实的东西。“鲜活！”他心里只蹦出这两个字。但人太挤，他没挤进去，马扎也没买成。

冯增奎唱了一整天。台下人太多，他记不住谁来过。他知道有个说相声的大明星，是自己徒弟的朋友。但他不知道的是，那个年轻人今天也在他的小书场前站着听了十分钟。

那时候，胡兴无也在。他不知道自己和明星擦肩而过。书会上人挨着人，他被无数张面孔挤来挤去。现在人群散了，他提着马扎，准备回家。

路上，他碰到了宁洪波。

宁洪波的手机始终不离手，电话一个接一个，充电宝吊在手机底下晃。他穿梭在各个小书场之间，一刻也没停歇。

胡集书会有前节、正节、偏节。以前，艺人吃完年初一的饺子就动身，边赶路边说书，挣点盘缠，正月十一赶到胡集。正月十二到十六是正节，周边村子派人来“请书”，谈妥了，就把艺人领回村，唱到正月十六。意犹未尽的话，再唱五天偏节。

现在的前节和偏节都没了，只剩正月十一晚上的艺人聚会还保留着。但宁洪波接下来几天还闲不了，正月十四、十五有秧歌汇演，十五还有广场舞展演。艺人们还要进村演出、送书下乡。

不过现在，胡集书会最热闹的一天已经过去了。

胡兴无冲宁洪波挥了挥手。没说什么，也用不着说。他想起很多年前，书会没有这么多人组织，艺人们自己找场子，观众们自己找地方，虽然简陋，却也纯粹。如今有政府张罗，有志愿者帮忙，还有了线上直播，书会越来越热闹。

那份藏在曲艺里的东西，变没变，他心里有数。

胡兴无继续往前走，走几步，便回头望一眼。他在想，明年为这场书会赶过来的，又会是谁呢？

气温越来越低，空中飘起雨点，胡兴无心里倒不觉得冷。白天听的那些书还在耳朵里转——高晓攀的段子、冯增奎的三弦、平永珍的唱腔，还有台下那些笑声。

老伴打电话来催，问他走到哪儿了。他说快了，心里也盘算好了：明天，还要来。

“只要还演，一回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