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简介】

刘漪，从事翻译工作十余载，译有《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攀登尼采：回归自我的心灵之旅》等。

【书籍目录】

序

引言

对话一 语境与社会学的视域

对话二 伦理与人类价值

对话三 现代性的矛盾性

对话四 个体化与消费社会

对话五 政治

注释

参考书目

中英文人名对照表

【精彩文摘】

特斯特：《自由》提出了消费主义和消费社会的问题。每当你讨论消费社会时，你的语调总会流露出一种深刻而坚定的批判态度。你拒绝以消费主义自身的逻辑来接受它。那么，你批判消费主义的要点是什么？

鲍曼：被迫为系统性的矛盾寻求个人传记式的解决方案，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处境，于是人们普遍想逃避这种处境就再自然不过了，而这种愿望却成了市场用来制造迷人诱饵的主要材料。市场似乎在引导其潜在顾客利用他们的选择自由，去获取“专利疗法”来缓解这种自由所带来的讨厌的副作用。

在我看来，消费市场最具危害性的影响在于它向人们承诺：总有某家商店的某个商品能够解决你遇到的所有麻烦，只要你足够努力去寻找。这一承诺带来了三个不良后果，每一个都很致命。第一，它导致了“去社会技能化”——人们无意学习与他人讨论、协商解决问题的技能，认为这些技能并不真正必要，因为等到下次购物时就能以更少的努力、更低的成本获得现成的解决方案。第二，它让人们得出结论——处理生活问题就像消费商品一样，是一种孤立的个人事务，与他人合作并不会提高有效性。第三，它使人们用“缓解症状”来代替“治愈疾病”——无论你是个多么精明的购物者，你都不会在商店里找到真正消除你的烦恼之社会根源的秘诀，只能找到缓解由这些烦恼引起的种种痛苦的方法（或者仅仅是在追寻这些方法及其附带的小工具期间，暂时忘却自己的烦恼）。消费者的崛起意味着公民的衰落。消费者越娴熟，公民就越无能。这大致就是我批判消费主义的要点。

每种社会身份形态都有其自身的尊严标准，从公民（以及生产者，即“事物的创造者”）向消费者的形态转化也造成了尊严标准的相应转变。我还记得，当年我的母亲是如何为自己的浣洗技术感到欣喜自豪的——她会用搓衣板搓洗、浸泡、拧干，最后熨烫，将床单洗得洁白无瑕。而如今的母亲（或父亲）则会为自己能在超市货架上找到最佳品牌的洗衣粉，并购置一台功能格外强大的洗衣机而感到自豪。他们都因自己引以为傲的东西而感到有尊严。那么，摸着良心说：你难道能否认他们中任何一位的尊严吗？消费主义的力量正在于它的配置极为齐全——它自带供人们发挥“手艺人本能”的渠道，也有自己的一套得体标准，甚至具备自己的一套尊严标准。这些标准可能与你心目中的理想标准大相径庭，但你也没法仅凭自己的不满去责备数以百万计欣然抛弃搓衣板、拥抱洗衣机的人。

消费主义是一种生活形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其他生活形态存在，而每一种形态都有各不相同的吸引人之处，也有各不相同的令人反感之处。让我们重点关注消费主义生活形态的弊端、危险和匮乏之处，并尽可能地解决或缓解这些问题。让我们提醒自己和他人，我们正在有意或无意地错失哪些事物，比如市场经济不愿提供或无法提供的，属于社会经济或道德经济的那些愉悦。让我们反复强调：消费主义并非一种“别无选择”的处境，而只是一种选择（尽管是默认的选择，而非人们有意设计的结果，并且是集体做出的选择，不过这种“集体”只可能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让我们确保，无论我们做出何种选择，这个选择都是清醒的且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在当今世界，努力挣扎着留在消费主义游戏之中，已成为人们追求尊严这一人类的永恒梦想的方式之一。人不应因其所处的境遇而受到指责。如果有什么值得指责的，那就是在历数这些境遇所带来的福祉时，人们未能同时衡量它们所造成的损失，或者在享受这些福祉时毫无反思之心。

特斯特：并非所有人都能拥有消费社会所隐含和推崇的尊严。毕竟，要想成为一个能够做出选择的消费者，我需要金钱和某些特定的技能。然而，金钱和消费技能是相伴而生的——并非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钱来获得身为“称职消费者”的尊严，因此他们也不具备消费社会所奖赏的那种能力。正如你常说的那样，他们是“有缺陷的消费者”。但是，如果合格消费者与有缺陷的消费者之间存在一条鸿沟，那么他们是否因此生活在不同的道德世界中，彼此被高墙隔绝呢？

鲍曼：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消费社会中，且我们——至少作为个体或零散的小群体——无法改变这一现实。在消费社会中生存，意味着按照消费生活所适用的标准被衡量、评估、赞扬或贬低。出于种种原因无法顺利入局的那些人，不仅在他人眼中，在自己眼中也会失去尊严，从而在他们可能已经在承受的种种肉体或精神上的苦难之外，又遭受了额外的屈辱。在消费世界里，一个人的精明程度取决于他所能动员和支配的资源总量；能够动员和支配的资源极为有限的人，被视为有缺陷、有瑕疵的消费者。他们无法通过尊严测试。

你可能会问：在生产者社会中，穷人不也是“有缺陷的”吗？没错，因为在当时，人们首要关注的是其他一些事情，所以他们被认为是有缺陷的生产者（即，在国家财富以劳动总量而非消费总量衡量时，他们对国家财富的贡献甚微），不过他们的确始终是有缺陷的。然而，作为生产者的缺陷与作为消费者的缺陷，对人的尊严的影响是不同的。我还记得，玛格丽特·撒切尔曾愤怒地驳斥失业率上升会导致犯罪率上升这一说法。她反问道：你怎么敢暗示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失业者是些善良、文雅的人，他们不会偷窃！然而，有谁——哪怕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本人——会用同样的话来形容消费社会的“下层阶级”呢？！在生产者社会中，当出现“有缺陷的生产者”时，应受指责的是社会本身，人们担心，“有缺陷者”的数量一旦增加，整个社会——“国家的力量和财富”——将因此受损。因此，当时的社会认为，把钱花在失业者的再就业准备上，以待境况好转时他们可以重回工作岗位，是对全社会未来福祉的投资。凯恩斯提出的通过增加消费需求来刺激生产的理论，在生产者社会听起来十分有说服力。然而，这一理论在消费社会门口就被抛弃了。在消费社会中，对贫困者的投资或许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但在经济上毫无意义。这样的投资不会增加任何人的福祉，因为它会让“消费者口袋里的钱”缩水，抬高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至于那些接受援助的人，他们得到的任何帮助都会被视为纯粹的施舍；施助者因此获得嘉奖，而受助者的屈辱清单上又多添一笔。那么，“有缺陷的消费者”可以援引哪些现下或未来的价值来挽回颜面呢？他们似乎找不到任何依据让他们能声称自己有尊严。因此，他们成了“下层阶级”，被剥夺了全部尊严，更糟的是，受谴责者往往也全盘接受这样的谴责。

在华康德关于贫民区和“混乱街区”居民的很有洞见的系列研究中，他的受访者们反复讲述着同样一些充满自我蔑视与自我嘲弄的故事（例如，参见Bourdieu et al. 1999）。他们说，“底下”的人（也就是说，他们那儿的人）都是百无一用的废物。今天的贫困者们不再同情彼此，不再有基于共同处境的团结。他们或许喜欢并愿意与某些和他们同病相怜的人相处，他们或许会害怕他们，或敬佩他们的某些能耐，但他们几乎不会尊重他们。他们会像那些绝不涉足“禁地”的“上等人”一样，毫不犹豫地否定自己阶级的尊严。这种态度，与经济萧条时期那些困于大规模失业的地区里的居民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的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他们的困境源于工作岗位的消失，而这些工作本可以赋予他们作为人的尊严。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到访工人阶级社区的人惊讶地发现，失业者们仍然日复一日地忙碌着——修理屋顶，加固摇晃的桌腿，而他们的妻子则不断擦洗已经亮得发光的地板，清洗那些因频繁洗涤而破了洞的衬衫。尽管身处困境，但人们仍在维持体面的工人阶级生活，甚至比平时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也更为执着。他们保持着积极的状态，维护着自尊，捍卫着被尊重的权利。

你刚刚提及，成功者与失败者、消费社会的英雄与被其羞辱者“生活在不同的道德世界中”。我不接受这种说法。我更赞同杰里米·西布鲁克的观点：贫困者生活在一个由得意扬扬的富人制定的标准所主宰的世界里，而这一现实不仅在他们所受的伤害之上再添侮辱（这也让我们想起理查德·桑内特所揭示的“阶级的隐秘伤害”），更剥夺了他们摆脱这种状况的微弱可能性。被原子化、彼此不和、相互鄙视的“有缺陷的消费者”，还能梦想些什么？他们只能梦想变得富有，从而赢得专属于无瑕消费者的尊严。对他们而言，富人不是敌人，而是榜样，不是仇恨的对象，而是崇拜的偶像。

然而，这些偶像所教导的生活，他们所做出以供其他人效仿的表率，对消费社会的弃民而言，绝非激励人心的道德故事。人们听到的不再是擦鞋童通过勤奋工作和节俭克己成为百万富翁的那类传奇，而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童话：关于追逐狂喜时刻、挥霍无度、连撞大运而飞黄腾达的故事。在这种故事里，幸运和不幸纯属偶然、难以解释，几乎与个人的行为无关。人们像梦想中彩票一样追逐好运，只为追求更多的享乐，拥有更多的狂喜时刻，挥霍得比以往更加肆意。而最重要的是，他们仰望上方，看到的是一片败坏景象：遇到风口就狠捞一笔，不劳而获，逃税漏税，因搞砸工作而获得巨额离职金。这些上层人士所做出的示范，没有一个能告诉下层人士如何应对自己的困境，相反，它们合力将他们引上了歧途。贫困这面扭曲的镜子里映出的“富人的尊严”，反成了下层阶级的无尊严。

所以我想说：很遗憾，在我们这个日渐两极分化的社会中，不同社会阶层并非“生活在不同的道德世界中”，而这正是较为贫穷的那一半人的不幸所在。

*以上内容摘自《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