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北京城的物价能让你看傻眼。一万斤普通木柴，市价要15两银子；若是好一点的木炭，得要45两。

这数字看着没概念？当时一个清官（如海瑞这种级别），朝廷发的全年俸禄不过20两银子。也就是说，一个大明朝廷命官，不吃不喝干一年，工资刚够买一万多斤柴火。当官的尚且为了生火发愁，底下的老百姓日子能过成什么样？

在平原地区或者大城市周边，树早就被砍光了。“百里不贩樵”，木柴这东西体积大、价值低，运费比货贵，根本没法长途运输。这就导致了城市周边的“能源荒漠化”。

宋代史书里有个词叫“伐桑枣为薪”，听着心酸。桑树是用来养蚕织布的，枣树是用来结枣卖钱的，这都是农民的命根子、生产资料。

可为了煮熟锅里那点糊糊，农民不得不把能生钱的树砍了当柴烧。这叫什么？这就叫杀鸡取卵式的慢性自杀。

更有甚者，在一些极端缺柴的年份，史书上留下了“裂门以炊”的记载。大冬天，为了吃上一口热饭，把挡风御寒的大门拆下来劈了烧火。

门没了，风雪灌进来可能会冻死；但火没了，生吃冷食立马就会病死。在“冻死”和“病死”之间，古代穷人被迫选择了前者。

这哪里是生活，这分明是一场关于热能的残酷博弈。

别信《诗经》那套词，吃草是为了省把火

文人墨客喜欢把古代写得风雅，《诗经》里那句“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读起来唇齿留香。但如果你真穿越回去当个穷人，你只会想骂娘。

因为《诗经》里记录的那30多种野菜，根本不是为了搞“有机饮食”，而是因为它们既省粮，又省火。

古代穷人的食谱，是被“燃料成本”倒逼出来的。为什么穷人爱吃野菜？除了不用花钱买，更重要的原因是野菜好熟。

扔进开水里烫一下，变色就能吃。相比之下，炖肉、蒸饭这些“富贵吃法”，对穷人来说就是一种能源犯罪。

比如红楼梦里的茄鲞，要用鸡汤煨、用油炸、再用香料蒸，这一道菜烧掉的柴火，够穷人过半个冬天。穷人吃什么？吃灰灰菜（藜），吃苦菜。

这些东西口感极差，苦涩难咽，吃多了还会得光敏性皮炎，浑身浮肿。但在没有火的情况下，这是唯一能快速填饱肚子的东西。

还有一种智慧叫“豆芽”。古人把豆子发成豆芽，不光是为了口感，更是一道精密的能量算术题。

豆子是干货，要煮烂得费大火、耗长时；发成豆芽后，体积变大了（看起来多了），含水量高了，下锅焯一下就熟。从“煮豆”到“炒豆芽”，节省下来的每一根柴火，都是穷人从牙缝里抠出来的生存资本。

再看看北方的穷人，在极度缺柴的时候发明了“榆皮面”。把榆树皮扒下来，磨成粉，掺进一点杂粮做成面条。

为什么吃树皮？因为树皮粉质细腻，比整粒的麦子更容易煮熟。为了省那一把火，老百姓连树的“衣服”都扒下来吃了。

阶级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碗里有没有肉，更体现在锅底有没有火。

富人的厨房里，炭火彻夜不熄，炖着软烂的燕窝熊掌；穷人的灶台上，只有一点微弱的火星，还得随时准备熄灭。“火”的自由，才是古代社会最顶级的奢侈品。

从劈门到造反，没火是真的会亡国的

柴火问题如果不解决，最后烧掉的就不是锅底，而是皇上的龙椅。

1923年的广州，就给所有统治者上了一课。那年军阀陈炯明叛乱，导致交通断绝，外地的柴火运不进城。广州城瞬间陷入了恐慌，柴价飞涨，一块大洋竟然买不到30斤柴。

这是什么概念？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够买几捆柴。满城百姓看着手里的米，却听不到锅里的响，哀鸿遍野。

这事儿逼得孙中山先生亲自出面干预柴价，调配资源。为什么？因为国父心里清楚，老百姓要是吃不上热饭，这革命的后方瞬间就会变成暴动的火药桶。能源安全，从来都是关乎政权生死的核心命题。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这种危机是周期性的。当人口增长超过了森林再生的速度，“人柴矛盾”就会爆发。

宋代以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能源革命——煤炭（石炭）的普及。

苏轼在徐州当知州时，不仅写诗，还大力推广煤炭开采，目的就是为了缓解“薪桂米珠”（柴像桂皮一样贵，米像珍珠一样贵）的惨状。

如果不是煤炭的出现，中国的封建王朝可能在生态崩溃中结束得更早。煤炭把热值提高了，把体积缩小了，这才让北方的城市能养活百万人口，才让穷人冬天不至于冻死在拆光的屋架下。

回看这段历史，我们才能读懂今天的中国。为什么国家要不计成本地搞西气东输？为什么要在深山老林里架特高压输电线？为什么要搞光伏扶贫？

因为中国共产党最懂历史的教训，也最懂底层的痛点。在旧社会，穷人为了火要卖儿卖女、拆房劈门；在今天，无论你住在黄土高坡还是西南边陲，按下开关就有电，拧开阀门就有气。

这种把“能源特权”变成“普惠福利”的能力，才是现代中国最硬核的人权保障。

咱们不再需要担心“守着生米没火烧”，这种从容，是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福分。锅底下的火稳了，这个国家的根基，才算是真正扎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