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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1克爱情》，到《琉璃》《铜壶》《作茧》《宽街》，薛燕平的写作总是围绕着北京城展开。假如约克纳帕塔法是福克纳的精神原乡，北京胡同就是薛燕平的文学福地。绵绵不绝的乡愁，为旅居欧洲的她提供了宝贵的文学矿藏。在《北平无恙》中，作家对上世纪30年代北平风物、胡同生活的描写堪称细腻精湛，对来往于胡同中三教九流的刻画亦惟妙惟肖。

和捍卫中医传统的主人公一样，薛燕平这样的作家亦是北平的“文化之魂”的守护者。她说:“京派文化的特点在于——分寸感、中和之道，而中医的用药讲究的也是一种‘分寸’，多一克少一克，绝然不同。这种文化层面的暗合，也是我深感有趣的地方。”　　

专访

中医与京派文化都讲究“中和之道”　　

南都:《北平无恙》是一部写中医的京味儿小说，题材非常特别，故事又十分接地气。请你谈谈写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

薛燕平:我创作《北平无恙》的灵感，首先源于我长期以来对于中医的兴趣以及多次寻医的经历。我出生在北京东城区的一条胡同里，而著名的北京中医院与我家仅隔了两条胡同，童年时期与胡同里的孩子一起玩耍，最吸引我们的是北京中医院那些神秘的一进接着一进的大院子，我和小伙伴们像风一样在中医院那迷宫式的院落里穿梭嬉戏，偶尔会有工作人员的呵斥声，但回应他们的就是一连串小小的背影和鼓槌般的脚步声。那些浓郁的药香弥漫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年龄稍长，病找上门，也就有了多次去中医院寻访中医的经历，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都让我记忆深刻，难忘一位中医老大夫治好了我的产后便秘顽疾，终身受益。而肠梗阻后一位中医大夫的误诊，险些让我喝上“孟婆汤”。这让我产生了解中医的愿望，慢慢懂得一些中医蕴含的道理，中医于中国，不仅仅是一种治病的手段，它背后蕴含着中国哲学以及国人的生命观和宇宙观，人只是存在于宇宙间的微小个体，想要生存下去，就要遵守天地间的规律，“天人合一”“阴阳平衡”这些中国哲学的核心精髓，就是中医的哲学基底，也是中医赖以存在的基石。京味文学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其中之一就是特殊的语言，体现出的特殊的京派文化——分寸感、中和之道，而中医的用药讲究的也是一种“分寸”，多一克少一克，绝然不同，这种文化层面的暗合，也是我深感有趣的地方。

南都:你个人对中医有哪些了解?在20世纪初中医和西医的较劲儿中，它们各自展现出了怎样的特点和优势?

薛燕平:关于中医最初的认知，源于我的就医经历。中医与西医在救治病人的手段上有很大不同，中医大夫要对病人号脉、看舌苔，有经验的大夫很少问询病人，而是靠独特的中医手段了解病情，我记得在小时候随大人去中医那里就诊，中医大夫甚至不让病人先开口讲病情，而是通过号脉等手段，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病人，病人对大夫说的情况连连点头后，大夫再着手开方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结构的变化以及阅读，尤其后来陆续浅读了《黄帝内经》等古医书，我对于中医有了相对更多、更深的了解。中医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视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人要遵循自然的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顺应天时，才能健康。天人合一，这是中医的灵魂。而“辨证论治”则是中医的精髓，它不专注于病的名字，而关注状态，比如同样是感冒，中医会区分“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并采用完全不同的治疗方法。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的理论依据。它用阴阳平衡和五行的生克来解释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而丰富的治疗手段包括方剂、针灸、推拿、拔罐等，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治疗和养生体系。在二十世纪初的那场中西医争斗中，西医的最优方式体现在现代科学为其基础。西医建立在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理论清晰、直观，可以被实验重复和验证。中医的优长之处在于中医悠久的实践智慧以及有效性。中医有数千年的实践经验，在国人当中有普遍和广泛的信任度。中西医的争斗，凸显那个时代的特点，新旧交替之时，人们对于新事物的认可需要时间的加持，而对于我们的“老家底儿”则需要辩证地对待，才能让国粹进一步发扬光大。　　

北京胡同是她的“文学福地”　　

南都:《北平无恙》最好看的部分是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胡同生活。书里写到的魏家胡同、黄土坑胡同有现实原型吗?这两条胡同在小说叙事中起到什么作用?

薛燕平:书中提到的魏家胡同和黄土坑胡同，在现实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魏家胡同可以在东城区找到同名的胡同，而黄土坑胡同是我每次写关于北京的长篇小说都沿用的一条胡同的名字，其实它是现在“南吉祥胡同”的历史名称，也是我生长的地方。魏家胡同为东西走向，较宽，所以全天都能见到阳光，像一个充满阳刚之气的男人。而黄土坑胡同窄细，南北走向，横在魏家胡同的中间，与其形成丁字形，只有在正午时分，黄土坑胡同才能完全照进阳光，余下的时间总是半明半暗，或暗多明少，整条胡同显得阳刚不足，阴柔有余，与魏家胡同一阴一阳，阴阳相合，休戚与共。我这样设置(得益于胡同的天然位置)，暗含着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阴阳。在小说里则对应着中医与西医的表面对立，内含相容的寓意。小说中，一号男主人公居住在黄土坑胡同，二号男主则住魏家胡同，而两位友情甚笃，互为帮衬，后结为亲家。这是对于中西医和谐相处，乃至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融的美好期许。

南都:你从小在北京长大，你对胡同生活有什么记忆?它们是否自然地融入到了你的写作当中?请举例谈谈。

薛燕平:我是在北京胡同里长大的，像任何人与他们的故乡一样，胡同生活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故乡的生活刻印在每个人的骨头里，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故乡的生活对于人们来说就是一场难以治愈的“疾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无法释怀的心结，童年的生活，与其说是记忆，不如说是无时无刻不历历在目的景观。当我的文学创作开始写胡同生活的时候，那些曾经的往事、熟悉的街坊邻居、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都会轮番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自然而然地，我笔下的人物、事件、生活场景都有我经历的影子，比如长篇小说《琉璃》中的老二，便是胡同里一位颇有“势力”的孩子头的形象，而《宽街》中主要场地、故事的发生地，就是北京的一个真实地名。《北平无恙》里两条胡同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融入了胡同里熟悉的几位街坊的形象，而那些小吃店、商场、马路、树木等等无一不是我熟悉和光顾的地方。文学是依靠生活而发光的，而生活由文学赋予光芒。

南都:北京城一直是你写作的主题。请谈谈作为作家的你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它持续给你的写作带来怎样的灵感和滋养?

薛燕平:北京在我的生活中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这当然首先是因为我在北京度过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童年和青壮年。北京对于我就像一个一起成长的老朋友，它的秉性习惯和需求我都谙熟于心。它的街巷胡同的一切，斑驳的痕迹都是它的苍老的记忆，它的风声雨声以及节假日的鞭炮声是它的情绪，它带着特有的粗犷和暴躁彰显中国北方的性格，但历史赋予它的一切，又让它温文儒雅，举手投足间证明着中国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我与这位“老朋友”心心相通，我走上文学道路伊始，它便在我的内心召唤我，我自然而然地有了一种“使命感”，仿佛用文学表达北京只是我与它的一种默契的约定。借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薛燕平在她居住的北京胡同里，挖了一口文学的深井，北京胡同也造就了她的文学风格，这是一种具有时代气息的京味风格，北京胡同成为了她的文学福地。这位评论家的话中肯而形象，北京始终让我有一种精神的归属感，即便后来我旅居欧洲，远离北京，但那种精神层面的牵连是那样强烈地存在着，我常常觉得，我与北京的羁绊如此深重，有时甚至感觉到是它选择了我，让我在不断重温与它的那些温情时刻，重温那些痛苦、幸福的记忆，用文学的形式予以表达，给世人多一些精神的感悟，为世界留下一丝美好，这就是我的愿望，我想，也应该是它的吧。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